) t7 j. a- [' l4 d; t/ j明治元年五月,上野发生战争,谕吉义塾的所在地距上野仅八公里,炮声隆隆可闻。谕吉在外面兵荒马乱的情况下,依然从容地向学生讲授美国的经济学,一时传为佳话。他勉励学生说:“从前拿破仑称霸于欧陆时,荷兰国的命运,有如风前的残烛,岌岌可危。不特自己的本国,连印度地方的属地都被占据,没有一个地方可容它升扬国旗。但在世界上,还留着仅有的一个地方,那就是日本长崎的出岛。出岛是多年来荷兰人在日本居留的地方,欧洲的兵乱影响不到日本,悬挂在出岛的荷兰国旗,常在百尺竿头迎风飘扬,象征着荷兰王国从没有沦亡过,这是荷兰人一向引以自豪的。”他以此比喻庆应义塾要如荷兰的出岛一样,不因骚乱而断绝过西学的命脉。他说:“我们的庆应义塾没有停歇过一天。只要这所学塾存在一天,日本就是世界的文明国家!”& a. O% Q( b" M& B1 p) [
) D L9 \: Q$ X: n/ E- F当年的庆应义塾,如今已发展成为享誉世界的日本庆应义塾大学。 2 d) \; M: d2 a' m1 R H& R: k8 \7 Y6 D/ l, i8 l
“脱亚入欧”:日本崛起之秘诀 ! b: C6 h h/ V( j/ h5 G2 I t: @/ u' ^5 I+ W; z
在教学之余,福泽谕吉还勤奋著述,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鼓吹西方文明,批判东方文化的文章。他通过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明的反思,确立了其让日本从文化到体制全面“脱亚入欧”的思想。他在《文明论概略》一书中说:“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 , @2 d' P- i5 U# P6 o/ N3 |" I6 c. F& G" U# X
阐述其“脱亚入欧”思想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文章,当属他发表于1885年的《脱亚论》。他言简意赅地指出:“(日本)所奉行的主义,惟在脱亚二字。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 O7 E0 Z, y2 M& |8 `
% O- A- q! C8 v& J$ W# a) T文章写道: ( j5 ?+ t* R: l1 x q/ [) |$ H! S, Z8 Z9 D. E* {% ^4 ^
阐述其“脱亚入欧”思想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文章,当属他发表于1885年的《脱亚论》。他言简意赅地指出:“国内无论朝野,一切都采用西洋近代文明,不仅要脱去日本的陈规旧习,而且还要在整个亚细亚洲中开创出一个新的格局。其关键所在,唯‘脱亚’二字。” 1 K! K* X7 f2 O3 c! ~* ]" K. {- M) S4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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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0 m; U) A) K; S. w4 a L“虽然我日本之国位于亚细亚东部,但国民的精神已经开始脱离亚细亚的顽固守旧,向西洋文明转移。然而不幸的是在近邻有两个国家,一个叫支那,一个叫朝鲜。这两国的人民,自古以来受亚细亚式的政教风俗所熏陶,这与我日本国并无不同。也许是因为人种的由来有所不同,也许是尽管大家都处于同样的政教风俗之中,但在遗传教育方面却有不尽相同之处。日、支、韩三国相对而言,与日本相比,支国与韩国的相似之处更为接近。这两个国家一样,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都不思改进之道。” * L8 g T/ L3 g/ u* E* }8 b" t) P5 @# H! v6 v# e
“在当今交通至便的世界中,对文明的事物不见不闻是不可能的。但仅仅耳目的见闻还不足以打动人心,因为留恋陈规旧习之情是千古不变之理。如果在文明日新月异的交锋场上论及教育之事,就要谈到儒教主义。学校的教旨号称‘仁义礼智’,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虚饰外表的东西。实际上岂止是没有真理原则的知识和见识,宛如一个连道德都到了毫无廉耻的地步,却还傲然不知自省的人。”5 I* _& f5 K6 q0 G! x [. O6 v
& f2 h; @% I( f3 {4 ^% G“虽说经常用“唇齿相依”来比喻邻国间的相互帮助,但现在的支那、朝鲜对于我日本却没有丝毫的帮助。不仅如此,以西洋文明人的眼光来看,由于三国地理相接,常常把这三国同样看待。因此对支、韩的批评,也就等价于对我日本的批评。”: x6 I5 Z5 n5 D" f' Y2 G
# r* N' S! H& G! t3 x% k“假如支那、朝鲜政府的陈旧专制体制无法律可依,西洋人就怀疑日本也是无法律的国家;假如支那、朝鲜的知识人自我沉溺不知科学为何物,西洋人就认为日本也是阴阳五行的国家;假如支那人卑屈不知廉耻,日本人的侠义就会因此被掩盖;假如朝鲜国对人使用酷刑,日本人就会被推测也是同样的没有人性。如此事例,不胜枚举。”- v. X7 i2 U" m1 u9 r2 {1 b
6 J5 x/ U) M) i+ o! U福泽谕吉是个汉学家,能写汉诗,也擅书法,对中华文化造诣颇高。但他却是中华文化的叛逆,对中华文化的批评毫不留情,针针见血;他对中国人的批评,尖刻冷酷得让人难以接受。比如他讽刺儒家文化倡导的“仁义礼智”“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虚饰外表的东西。实际上岂止是没有真理原则的知识和见识”;他指责中国和朝鲜“不知国家改进之道,在交通便利的现世中对文明事物也并非没有见闻,但却视而不见,不为心动,恋恋于古风旧习,与千百年前的古代无异”,讽刺中国人信奉“阴阳五行”、“自我沉溺不知科学为何物”、“卑屈不知廉耻”,甚至认为日本与中国、朝鲜同为亚洲国家是“一大不幸”。这些论断,用句外交词令来说,真是“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 i% q; i5 s% K: l. S % u* u3 }+ D/ R5 J: A, s4 n不过,联系到当时清朝的实际,应该说,福泽谕吉的大部分批评是恰如其分的。在《有支那色彩的东西应该摒弃》一文中,他写道:“由于支那的迟钝,对文明为何物一无所知。据说近年来采纳了西洋的一些东西,但却止于器的层面,没有人关心文明的主义如何。不究其主义而单采用其器,认识只限于表面,就没有进步的希望。”“支那国民与西洋人接触已有百年,其交接的方式只有商业贸易,外来者为利而来,内应者为利而应。交往的动机,除了利以外一无所有。……在支那群民中,虽然也有通晓外语的人,但只限于日常生活用语,而不能成为知识传达的媒介,其证据就是百年来能说洋话的人不少,但在进口品中,西洋书籍却很少,特别是有关事物的真理原则的科学书籍几乎没有。因为从事商业贸易的支那人不读这类的书。”7 t$ [% e* k" _4 d4 N7 O" X2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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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方先进科技的“认识只限于表面”,与西方交往“只有商业贸易”,“交往的动机,除了利以外一无所有”,这些不能不说切中清朝“洋务运动”的时弊,而且对后人也极具警醒作用。( F R) ~( W! @0 n- A7 f/ w;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