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社会分配 提振国内消费

龙听

中国正在努力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挖掘14亿人口的消费潜力。自2011年以来，消费已经成为中国GDP增长的主要动力，2017年中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5.4万亿美元，高于美国的5.1万亿美元。但是，家庭消费为4.7万亿美元，大幅低于美国的13.3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家庭消费的潜力仍然巨大。

　　现在，市场根据汽车、手机等商品销量增速放缓，认为中国消费在萎缩，进而提出这可能由于经济下行造成的后果，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将冲击消费。一些特定商品的销售可能受到周期性与结构性因素影响，比如汽车、手机随着市场存量越来越大，失去了高成长性。并且，由于前些年的补贴和税收优惠措施，汽车、家电等提前透支消费，从而使得消费增速受到干扰。

　　2018年以来影响消费有三个短期因素，首先，就是房价过高造成挤出效应。截至2018年中，中国家庭债务与GDP的比例达到51%，2017年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比突破80%，这主要是受2016-2018年间全国房价暴涨大幅推动了家庭按揭的规模，抑制了家庭部门的消费能力，包括那些仍然没有购房的家庭。

　　其次，2018年上证指数下跌近25%，在历史上仅次于2008年，此外，P2P大规模风险，电子货币泡沫破裂，导致大量投资者损失比较惨重，影响了消费支出的意愿与能力。再加上楼市因调控而萎靡，财富效应消退。

　　其三，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受中美贸易摩擦、去杠杆等影响，人们在内外宏观环境变化后预期变差，再加上一些自媒体不断传播夸大的“焦虑感”，会让一些人开始“节衣缩食”。

　　周期性、结构性因素与这三个短期变化碰撞在一起，就会形成较大的共振，消费能力、消费意愿在下降，传统排浪式消费又面临饱和和消退，丧失了消费热点。应当说，这些因素对消费的影响远远高于宏观经济走弱，现在市场担心的是，这些因素对消费构成的冲击会促使宏观经济增速下行。当然，除了房价与按揭因素可能长久化外，2019年中国资本市场、市场预期可能变好，有助于扭转2018年形成的趋势。

　　事实上，影响中国消费成长的根本性因素有两个，虽然短期内难以改善，但中国正在努力，并成为2019年工作的重点。

　　首先，供给质量严重影响了中国消费。制约中国有效供给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市场缺乏竞争，而缺乏竞争的原因在于缺乏市场规则。

　　中国制造的尴尬在于，面向低端市场的产能过剩，面向中高端消费者对产品升级换代的需求又大多得不到满足，供给缺乏质量很大程度上与缺乏市场竞争与规则有关。中国正在建立有规则的市场竞争机制，推动优胜劣汰。与此同时，应该强化市场质量安全监管，提升物流能力。

　　其中，见效比较快的是改善服务业的市场环境，中国服务业普遍面临问题，抑制了服务业的发展。美国服务的消费支出占消费总额的比例接近70%，而中国这一比例仅约为50%，空间巨大。

　　比如，制约养老、教育、体育等消费的体制机制障碍，体育设施普遍严重缺乏，养老准入门槛过高等；中国旅游资源丰富但旅游环境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出行意愿，文化产品有效供给严重不足，健身休闲产业受资源垄断、行业准入等影响发展缓慢，比如冰雪、山地、水上、汽摩、航空等户外运动有效高质量供给过少。中国应该在改善服务业环境方面投入更多精力，让人们享受更多的休闲消费。

　　其次，收入分配政策抑制了中国社会的消费能力。既有的投资驱动等传统经济发展措施，平稳了经济发展的周期，但是也带来一些问题，一是资本土地等要素在经济增长中拿走比较多的利益，包括税收、社保以及土地财政(推高地租)，相应的，劳动收入所占比例就会降低，影响了消费能力。

　　另一个后果则是，资产价格过度膨胀，增加通胀的压力，很多没有资产或者资产较少的工薪阶层在不断增长的经济中收益相对较小，其收入购买力增速受制于货币贬值的压力。一个比较明显的现象是，中国城市的房价以及大量商品的价格与美国相应城市的水平类似，但平均收入远远低于美国。因此，我们发现，中国大量产品虽然产能过剩，但广大中低收入者消费能力尚未充分释放，限制了整体需求增长。

　　扩大消费归根结底是缩小贫富差距，改善社会分配，避免通胀式增长，实现共享式发展。与此同时，推动市场竞争，开放市场准入，提高市场监管，增加有效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