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如何“上位”的

龙听

每经记者梁宏亮每经编辑刘艳美

　　上周，上海自贸区公布第九批新15条金融创新案例。自贸君算了算，自上海自贸区挂牌以来，已先后公布八批共95条创新案例，加上此次15条，上海自贸区金融创新案例已经破百。

　　在众多专家和业内人士看来，金融创新对上海自贸区建设、上海经济发展乃至全国对外开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何这样说？还是拿数据说话：

　　根据上海外高桥（600648）保税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周明升与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韩冬梅联合建立的模型测算，上海自贸区金融开放创新对上海市金融业增加值的季度增长率提升4.32个百分点，对上海市2014-2016年金融业年度增加值分别提高105.93亿元、159.29亿元、238.87亿元。

　　模型测算结果显示：作为金融开放创新指标的金融业增加值，对上海GDP增长的贡献，已经与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相当。

　　那么，上海自贸区的金融创新都有哪些亮点？限于篇幅，自贸君就从业务和市场两个维度，谈谈上海自贸区的金融创新改革思路和开放逻辑。

　　跨境业务是重头戏

　　时间回到2014年3月，央行放开上海自贸区内300万美元以下小额外币存款上限。当年3月1日，中国银行为在自贸区内就业人员办理首笔个人小额外币存款业务，自贸区率先实现外币存款利率完全市场化。上海自贸区金融创新大幕，随即拉起。

　　自贸君梳理发现，在众多案例中，关于“跨境”业务的创新，成为上海自贸区金融创新“重头戏”。

　　比如，在第三批案例中，“跨境业务创新”主要惠及一般公司。自由贸易账户项下中小企业跨境人民币综合金融服务、居家费用跨境人民币支付、互联网企业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集中收付等3个案例，扩大了人民币跨境使用范围；而股权质押跨境并购融资和境外上市公司股权收购融资创新，则为企业跨境收购提供了便利。

　　到了第五批案例，“跨境创新”得到进一步深化，惠及金融机构。8家试点银行成功发行自贸区跨境同业存单，以及海通证券以自贸区分公司为借款主体，利用自贸区平台借入海外低成本资金。

　　在第八批案例中，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为大润发集团成功搭建全功能型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花旗银行成功为香港艾兰得集团搭建全功能型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全功能型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再一次创新自由贸易账户功能。与此同时，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浦发银行上海分行等机构，运用自由贸易账户跨境联动优势，开展跨境飞机租赁融资服务，实现境内外资金统筹管理。

　　通过一系列案例不难发现，金融创新吸引众多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参与。在上百项金融创新案例中，出现中、农、工、建、交、浦发、招商、上海、兴业等多家商业银行的身影。

　　“上海价格”影响提升

　　根据最新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名，上海由2013年9月的16位上升至目前的第5位，取代东京，仅次于纽约、伦敦、中国香港和新加坡。

　　今年深秋，浦东新区金融局副局长张辉到成都参加一场交流会时谈到：判断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在国际市场上是否具有话语权，最重要的衡量指标，就是它是否具有金融产品定价权。为此，建设作为金融产品定价和交易场所的金融要素市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2014年9月18日，在上海自贸区挂牌一周年前夕，黄金国际板正式开通，这是上海自贸区首个国际化金融类资产交易平台。随后，各类国际金融交易新平台和国际交易品种陆续在上海蔚起，金融要素市场日益完备和活跃。

　　尤其是“金改40条”发布以来，完善要素市场的步伐再度加快。2018年3月26日，酝酿七年的“中国版”原油期货终于在上海挂牌交易，也是我国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

　　在张辉看来，浦东是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的桥头堡。目前，这里不但聚集着我们熟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等，近两年又打造上海国际黄金交易所、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上海保险交易所、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总部。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上海拥有各类持牌金融机构1603家，各类外资金融机构占比达30%。要素市场的完备，让上海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分量”稳步提升。从“上海金”到“上海油”，“上海价格”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强。

　　根据美国期货业协会(FIA)统计，按照成交手数计算，2017年上期所场内商品衍生品成交量在全球交易所中排名第一。另一份截至今年10月的数据显示，上交所股票市场筹资总额在世界交易所联合会中最新排名第二位，银行间市场债券存量排名全球第三。

　　监管体制还不到位

　　当然，金融创新并非一帆风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谢谦、刘洪愧近日撰文指出：5年来，上海自贸区建设虽取得相当大的成效，但当前也面临着包括资本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开放程度在内的金融中心建设条件不够成熟、金融营商环境不够完善、金融法律法规国际化程度不够高以及金融监管体制机制还不到位等问题。

　　首先，资本项目可兑换和资金跨境流动便利化程度仍有待提高。谢谦、刘洪愧认为，我国整体层面的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汇率形成机制、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仍存在诸多不足，限制了资金跨境流动便利化。

　　当前，《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已有部分条款规定突破现有全国性立法框架，但总体来说，它们大多是原则性的，而大量涉及具体事权、财权的法律和规章，都没有明确界定，使金融机构在执行新政时往往遇到与现有法规冲突的问题。

　　自贸区金融开放创新的不断推进，催生许多跨市场、跨行业、跨机构的交叉性业务、综合性业务及其他新型金融业务。谢谦、刘洪愧指出，自贸区内金融监管体制仍以分业监管模式为主，各部门在自贸区的分支机构各自制定金融监管规则，难以有效规范和监管各类金融创新业务。

　　他们认为，虽然当前我国金融市场规模已经很大，但并没有实现对外完全金融服务业开放和资本项目可兑换，根本原因还在于我国金融部门的国际竞争力较弱。一旦完全对外开放金融市场，金融部门的安全将受到较大威胁。金融行业试错纠错空间小，缓冲余地也较小，传染性较大，且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全局性的，这也是我国金融开放创新推进相对缓慢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