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 [2 o2 @+ A; R- j" u“宫中”集团第一次显著影响政治,是在1880年日本政府因财政短缺而讨论是否对外借债事宜。当时以伊藤博文为主的高层政治家群体对借债额度略有争议,“宫中”集团借题发挥,要求明治天皇亲自干预“外债”问题。而明治天皇要求全部高级官员立刻陈述意见,最终17人形成了8票同意、8票反对、1票中立的结果,意见难以统一。最终明治天皇直接发布“圣裁”,否决日本发行“外债”。0 J/ d5 Q0 F, F: O7 T( N4 D'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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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天皇之所以能够“圣裁”,不仅是因为有着“非主流”维新志士的支持,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明治政府得以建构的政治正确基础就是幕末以来流行的“尊皇”思想。无论伊藤博文等官僚集团再怎么心生怨恨,他们都不能明确反对天皇的意见,更不能做出任何对天皇“不敬”的举动。于是1884年,当明治天皇对伊藤博文的人事政策不满时,他就直接以身体欠佳为由回居内宫,不理政务,而伊藤博文也只能干着急:按照古代礼法,没有天皇召见,臣子根本不能擅自进入内宫。 0 r6 o4 x, {6 a) r+ [* k* g1 B2 Y& i 3 E/ K5 l6 `$ V! |1 c! [: @. A# e4 X3 E明治维新期间,日本第一要务就是如何仿效西方国家建立宪法制度,但在1880年代,明治天皇聚集起的“宫中”集团却对伊藤博文如何立宪、效仿哪国、如何建立具体规章频频指手画脚。为了完成立宪,伊藤博文就必须为“宫中”与官僚两个集团划定职权边界,在这种情况下,近代日本“如何立宪”,就自然而然转化为如何限制天皇与“宫中”集团的无限扩张。; d" p3 i% o) t# M, O(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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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连串成功与失败的共同作用下,明治天皇与“宫中”集团与官僚集团达成妥协,即官僚集团承认天皇名义上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将本应分立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全部归为“天皇大权”;但与此同时,天皇要想行使“天皇大权”,也必须经过大臣的“辅弼”才能完成:如想行使立法权必须经过国会“协赞”,想行使对军队的“统帅权”需要经过陆海军参谋部门,想行使对国务的“行政权”更需要由“国务各大臣”联合署名。在1886年下半年达成的“机务六条”里,明确规定,天皇不得随意干涉国家事务,而且即便天皇生病、政治家也有权进入内宫“拜谒”——这无疑是对1884年明治天皇闭门不出的一种报复。% t; L9 y$ c$ u! p(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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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打压了天皇对于掌权的渴望,也要提供合适的对价进行补偿。1889年,日本政府借助《大日本帝国宪法》通过的机会,正式为西乡隆盛恢复名誉,让这位维新志士重新获得正三位的官位;再到1898年,东京上野专门为西乡隆盛建造了铜像,以表彰他为明治维新做出的卓越贡献。逐渐,明治天皇也放弃与明治官僚集团的争斗,转而配合官僚体系一起发展国家,乃至于在战争中成为国家的精神支柱。 , {7 }* R+ N* X/ U. S( g6 S1 f4 G/ c- A& A4 {/ `% o- _+ n
战争:天皇到底如何参与到战争中?/ y" \' X,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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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之所以喜欢讨论天皇拥有多大权力,一个重要目的也是为了衡量天皇在战争中的责任问题:到底天皇有没有参与发动战争?天皇应不应该为明治维新以来的每一场战争负责?6 f# Z; }: }! G/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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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问题,唐纳德·基恩《明治天皇传》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毕竟明治天皇时代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与大正天皇时代的“一战”、昭和天皇时代的“二战”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日本国内的政治局势与天皇的地位、作用也不尽相同,不应该用明治天皇对标后面两位天皇。不过,从明治天皇在战争中的矛盾表现,依然可以对他在战争中的作用做出一些推测。, U- y3 v3 U- O- S;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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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场战争爆发之前,明治天皇都发出过一些“泄气话”:甲午战争曾被他评价为“此非朕之战争”,日俄战争之前他更是说过著名的“本以为四方之内皆同胞,世间却频起波风”。乃至于日俄战争的宣战诏书草案里,他都加入了关于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的语句,后来被官僚集团删除。从这些碎片记载来看,明治天皇并不是一个多么积极的好战分子。* Q& z v; [# E3 S- i: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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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当两次战争打响后,明治天皇都第一时间亲临大本营,以帝国大元帅之名义召开作战会议。甲午战争期间,天皇离开居住多年的东京来到日本西部重镇广岛,乃至于给日本国民一种“御驾亲征”之感;日俄战争的大本营虽然设立在东京,但明治天皇却对前线战况非常关注,甚至于直接对军队人事做出指示。1904年底,日本陆军迟迟未能攻克位于中国东北的俄军战略要地旅顺城,多名官僚请求更换主攻旅顺的司令官乃木希典,然而明治天皇却出于个人感情,明确写下“不许撤换乃木”一言,硬是让这位有些愚钝的战将坚持到了最后。战后,由于担心在战争中失去两个儿子的乃木希典自尽,明治天皇要求他出任皇室学校“学习院”院长,而乃木希典也成为其孙昭和天皇的第一位导师。 : g/ A4 J( ~4 h9 K3 f / z3 n8 a& X0 h; Z1 v( j对于明治天皇的这些矛盾举动,一般认为是他受限于明治宪法制度,不可能直接对战事做出指挥,也无法直接决定是否开战。但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明治天皇在青少年时期一直生活在对维新武士的恐惧之中,那么对于战争,他更容易出现的想法其实是“如果败了会怎么样”。恰巧,无论对清朝、还是对俄国,日本都是以小敌大,以弱战强,这种不安全感与对战争失败的恐惧就会被无限放大。8 F9 s3 }$ I5 j8 D
# M8 ~1 _6 A2 n' t ^" V6 J越是分析,越会发现明治天皇的本质人格很可能不如后世所宣扬那样伟岸、那样强大。他很可能没那么自信,毕竟他的心里一直住着那个12岁时候见到军刀而晕倒的少年睦仁;他很可能没有那么开朗健谈,他的大半生时间都“宅”在皇居中,几乎不参加社交活动,乃至于一生都没有几张照片与画像;他很可能并不理智,毕竟他对抗明治官僚的初始原因是因为与西乡隆盛的感情;他很可能十分软弱,害怕成就了自己的明治元勋会把自己推翻,更害怕好不容易建立的明治国家让清朝、俄国击败。但是,正是这些看似软弱、看似稀松平常的部分,却成就了明治天皇作为一个普通人的魅力。! W+ G @3 `% a'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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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