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产能需要出清,“僵尸”需要倒下
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一旦遭遇到需求端的快速收缩,因高经营杠杆的存在无法及时调整,会在整个产业链条上引发产能过剩。据数据统计,我国螺纹钢、水泥的产能利用率仅为60%。且,带有公共产权刚性约束的国有企业,在面临减少产出、收缩规模、破产清算、兼并重组等市场出清行为时,会遭遇较大的政治和社会性阻力。因此,从中国当前的情况来看,市场化出清产能是存在边界的,大型国有企业的产能出清面临较大的困难。1.3.2债务需要消减,杠杆需要控制
产能过剩的金融镜像是债务高企,消除债务和出清产能是同一张资产负债表的两面。而事实也证明,在PPI不断下降、产能过剩、企业利润严重下滑的情况下,来自营收端的现金流逐渐稀薄,维系企业存续的现金流开始靠外部融资,也就继续放大了债务杠杆。除了企业债务,地方政府债务在一轮沸沸扬扬的大投资周期后走向顶点,中国政府债务/GDP已经超过了世界公认的警戒线。因此,出清产能和消除债务应该双管齐下同时进行,这更加提高了问题的难度。1.3.3 成本需要降低,“造血”需要恢复
从微观机制来说,利润是驱动企业开工和扩大生产的根本动力。然而,高企的劳动力成本、财务成本、土地成本和管理费用等,在原本就已经下滑的营业收入中继续压缩利润,从而降低了企业扩大生产和资本支出的内生动力。如果成本尤其是非生产费用继续上升,微观主体的活力会进一步下降,入不敷出的企业会越来越多,很可能引发企业倒闭潮和失业潮。1.3.4效率需要提升,模式需要转变
跟随战略、替代战略的失势,后发优势(模仿和学习)的衰竭,无法再带来技术和管理模式方面的效率改进,效率提升的外部条件几近消失。而随着人力资本的老化和国内外总需求的萎缩,劳动密集型和产能密集型生产的效率弊端开始显现,无论是劳动的边际产出还是资本的边际产出,抑或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乘数效应,都在遭遇无创新增长的惩罚。提升要素的生产效率,构建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型,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核心难题。需求端刺激的失败——凯恩斯小周期难解结构性大危机
2.1 全球量宽刺激失效(货币泛滥遭遇流动陷阱:泡在水里的资产、信用、债务、产能)
2.1.1 美国QE欧日宽松:用泡沫拯救泡沫,以债务置换债务
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到2009年年中的“复苏反假象”,再到2010年下半年第一轮货币效应消散后全球经济再次陷入漫长的沉沦期,至今全球宏观调控指挥者们已经将“量化宽松”这一创新工具发挥到了极致,前所未有的天量货币投入市场,但是经济增长依然疲弱,令人振奋的消息更多来自于引发危机的金融市场再创新高,曾经触底的资产价格随货币超发得到修复,除了心头隐隐的不安,留给世界的是各国央行虚胖的资产负债表、濒临破产的政府财政。
美国前后四轮QE以损失美元国际信用为代价支撑了金融市场的复苏、资产价格为核心的社会信用修复、低参与率的就业率反弹,却无法实现再工业化的宏图伟业。首先,为应对金融系统的瞬时坍塌的百年危机,美联储以直接购买有毒资产的形式为失去信用的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以国家信用为大到不能倒的巨头们背书,以货币超发挽救了金融泡沫破灭的系统风险。其次,通过直接国债支撑财政部实施减免税、消费补贴、加大福利支出等措施,带动房地产、汽车行业的复苏,以国家债务的扩张促进了家庭和企业资产负债表的修复。最后,过去七年间美联储资产负债务达到了危机前的5倍,政府债务上限不断上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8.1万亿,换来了金融市场指数记录的不断刷新、房地产价格重回危机前高位,支撑加息的信心来源于5%的失业率(需要面对的现实是,支撑失业率复苏的是持续下滑的就业参与率)。金融泡沫的旧疾仍在,财政负债的新痛挥之不去,实体产业的复苏远远走在路上,耶伦的加息之路满是荆棘。 欧洲以QE保全了欧盟的完整,通过央行的负债挽救了“欧猪们”的国家破产,面对成员国财政修复的缓慢进程,持续QE的输血向各国造血功能的转换之路遥遥无期。首先,欧洲各国央行通过货币注资、国有化等多种方式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护送欧洲金融市场走出了泥潭,但金融风险触发了高福利国家的债务问题,将欧盟一体化以来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不匹配的根源性问题彻底暴露,继而引发了更大的动荡。随后,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欧洲稳定机制(ESM)的永久性基金(规模5000亿欧元)前赴后继投入对希腊等国的救助,但是问题远远比想象中严重。虽然德拉吉掌舵的欧洲央行通过直接货币交易(OMT)、降息、存款负利率等方式刺激经济,使欧元区暂时摆脱了解体的风险,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刻,但是经济复苏势头一直不牢固,并没有离开悬崖很远。最后,今年年初,通缩风险笼罩下的欧盟宣布实施万亿规模的QE计划,这一计划在上周得到了时间和规模的进一步扩张,但是除德国之外的欧盟国家仍被萧条笼罩,福利削减后的社会问题与经济问题交织在一起,随时可能将欧盟拖入新一轮的阴霾。能用钱解决的都不是大事儿,但是欧盟症结的根源真不是钱。
日本宽松20年只求走出通缩,但数轮QE的数据显示,货币宽松带动了股市的上涨并未引导实体经济走向新增长。与欧美不同的是,在此轮经济危机之前,日本经济已经在对抗衰退的路上走了十年,08年经济危机进一步加重了这一趋势。首先,2008年危机来袭后,日本重启新一轮QE计划(上一轮QE始于2001年3月于2006年初结束)并于2010年末加速,安倍2012年12月第二次当政,随后公布量化宽松,并实行前所未有的债务政策来刺激市场发展,以及赤字货币化的政策,日本央行向金融系统注入了数千亿美元的额外资金,同时扩大了股票及房地产基金的购买规模,日经指数创下18年来新高。其次,在超发货币的对冲下,日元进入快速贬值通道,旨在带动出口的复苏,但是从实际的效果来看,日本贸易逆差在2014年创下历史新高,今年以来,由于原油价格的大幅下调,贸易逆差有所减少,但也说明日本在白色家电、汽车等出口传统优势行业的竞争力已经大幅下降,单纯依靠货币刺激难以推动出口的持续增长。最后,作为日本QE政策的核心指标CPI走势来看,QE以来日本的通胀率并快速上升,反而由于消费税的上调有所下降,日本高达230%的政府债务主要依靠国内储蓄的支撑,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日益加重、停滞的工资水平,日本国内支出能力的有效提升显然无法通过单纯的货币超发来解决。2.1.2 EM国的国际资本魔咒:来时通胀走时崩,资产羊毛商品跌
以美元为核心的全球基础货币的规模超发,引发了全球流动性的泛滥,带动大宗商品市场的价格狂飙,导致中东资源型国家以及EM商品进口国家的输入性通胀;另一方面,美元、欧元与日元长期维持在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水平,导致货币大规模向EM国家的流入,引发EM国家金融市场与资产价格的暴涨,进一步推高了国内的通胀水平。
美国经济的恢复和美元指数的持续上涨导致了其他货币的集体贬值和资本流出,形成正反馈,新兴市场首当其冲。有数据显示,从2014年6月开始的13个月里,新兴经济体的资金流出总量达9400亿美元。8月份全球市场动荡,美联储加息预期的热炒使全球投资者恐慌情绪发酵到达顶峰,新兴市场国家股市、债市、房地产市场等出现大规模回调,导致国内资产价格和金融市场陷入崩盘的风险。另一方面,为了对冲货币快速流出的影响,新兴国家汇率升值、加息等政策进一步抑制了经济增长的压力,EM国家的在米德冲突中痛苦挣扎。
与美元指数强劲走势形成鲜明对比,以原油为代表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自今年年初以来出现呈现直线下跌的态势,引发资源国过剩产能的崩塌,澳元、巴西里亚尔这类资源货币成为弃儿。
2.1.3中国“四万亿”的止痛针和后遗症:产能、债务、泡沫、通缩
09年中央政府“四万亿”,加上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对冲了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在短期内将国内经济重新拉入到较高的增速轨道,同时也造成了诸多问题。产能过剩程度进一步提高,全社会杠杆率迅速攀升,以地产、大宗商品和农产品(000061,股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泡沫高企。 在2011年三季度CPI达到顶峰、开始下滑之后,2012年3月PPI开始进入下降通道;截止到2015年10月,PPI已经连续44个月下滑,工业企业销售利润率已经低于CPI与PPI之差,债务风险不断积累。
央行14年4月以来15次货币政策的实施,不但没有让经济走出通缩困境,还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产能出清进度。2.2 需求刺激失效的原因(凯恩斯依赖引发经济学危机:是结构性问题不是周期性调整)
2.2.1凯恩斯政策无法解决长周期的系统性结构问题
1929年“大萧条”,凯恩斯政策推出。该政策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主要观点是:(1)有效需求不足是导致经济处于下滑周期的根本原因;(2)市场投资收益率极低的前提下,一致性理性预期使得市场主体采取持币行为,引发政府的货币宽松政策失效;(3)政府通过举债投资改变市场预期,刺激有效需求扩张,引发充分就业,可以有效实现经济周期的平抑。遗憾的事,凯恩斯一直没有阐明何为“有效需求”。
从凯恩斯政策的理论基础来看,需求侧是其核心着力点。从实施效果来看,容易在短期内看到成效;但从中长期来看,往往会造成债务增加、产能过剩乃至增速下滑的局面。无论是二战之后的美国,还是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全球主要经济体,采用凯恩斯政策刺激市场需求,其经济增速在经历了短期恢复之后,很容易再次进入下滑、甚至是滞胀状态。我们认为,造成上述难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凯恩斯政策仅适用于平抑经济增长的短周期波动。
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存在多种周期。从时间跨度来看,从短到长,依次有(1)以厂商库存变动为基础、跨度在40个月左右的基钦周期,(2)以设备投资变动为基础、跨度在10年左右的朱格拉周期,(3)以建筑业发展为基础、跨度在20年左右的库茨涅兹周期,(4)以统计数据检验为基础、跨度在50-60年之间的德拉基耶周期,(5)以创新理论为基础、跨度在48-60年之间的熊彼特周期。
首先,当经济处于中长周期的系统性结构调整之时,其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增长动力的转换,即TFP(全要素增长率)的提高,而用于平抑短周期经济自然波动的凯恩斯主义就全然失去了自身的效果。TFP的提高,创新是其根本来源,同时还涉及到制度改革、生产与消费模式的革新等诸多因素。
其次,从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态势来看,中国正处于一次全球性的技术、社会和制度三大周期叠加的折点。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速数据表明,上一轮技术创新带来的产业分工效率已接近顶点;美国作为全球创新中心,在短期内也难以通过重大技术突破,引爆全球新的产业增长点;运行了将进50年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在逐步瓦解,新的机制并未建立,存量博弈下的碎片化区域合作反而成为主流;中国发轫于79年的制度变革红利,在09年已经释放殆尽;信息网络的普及,使得共享成为围观经济的基本运行状态,现有制度难以与之形成良性互动。
最后,中国09年以来面临的中长期经济增长乏力困境,是一个长周期的系统性结构问题,凯恩斯政策看起来显得束手无策。
2.2.2 结构性问题一:国际分工产能转移的结束与全球化红利终结
危机后,欧美国家“削减福利、整固财政”及再工业化战略,全球需求收缩、产能竞争更加激烈;随着中国各项产能提升已至极限,国内外技术代差的抹平及各项要素成本的上升,国际分工产能转移与全球化红利业已宣告终结。
首先,在WTO红利、上一轮国际分工及产能转移的背景下,依赖于国内的低成本要素比较优势及体系化的组织与经济政策引导作用,中国迅速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市场边界、引爆全球化红利。
其次,危机之后,发达国家消费、新兴国家生产的全球化体系,在危机后被逐步打破。欧美国家“削减福利、整固财政”和再工业化的政策的趋势,与中国主要产业占全球半数以上份额、产能已达极限的现状,不期而遇。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政策对新兴国家产能的挤出,意味着国际分工产能转移的结束。
再次,随着国内外技术代差的基本抹平,各项要素成本的逐渐上升,学习和模仿的空间基本消失,“低垂的果实”基本摘光,支撑中国完成跨越式发展的全球化红利业已基本终结。经过几十年的学习和模仿,中国蓦然发现自己已经走在了新兴技术前沿,可供低成本学习和模仿的技术和知识已经寥寥无几。而且,由于长期享用模仿和学习带来的后发优势,导致基础理论和研究投入不足,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及创新能力不够强,短时间内无法引领新技术周期,后发优势很可能转化为后发劣势,全要素生产率停滞不前,无法再带来经济的进一步增长。2.2.3结构性问题二:后工业化时代的约束与新技术突破的等待
危机后,由于全球需求见顶乃至收缩,扩大再生产的边际收益趋向于零。随着国内外技术代差的抹平,效率提升已至极限;国内刘易斯拐点之后,劳动力供给萎缩,工资持续上涨;环境污染严重,治污成本迅速上升;房地产价格泡沫形成的超级地租,造成成本中枢居高不下等需求、效率、环境、成本约束,业已成为后工业时代发展的新桎梏。
全球同步性和一致性的信息传播和风险共振——这一被互联网信息技术所引发新变革,正在推动人类组织和生产模式的第四次迭代和系统性技术突破。但,新技术突破需等待时间,科技创新放缓与无创新增长动力缺失正面临的痛苦周期,需艰难应对。
昆明滇池高治污成本使地方政府不堪重负:自1993年起治理滇池,至今投入已超600亿元。但,滇池治理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草海综合营养状态指数为70.6,营养状态为重度富营养,被定为重度污染。当前,昆明市政府每年对滇池污染治理的投入支出已占当年财政的近1/3。与滇池治理陷入恶性循环相伴的,则是昆明城市的急速扩张和昆明财政的窘迫。
2.2.4 结构性问题三:全球的老龄化时代与有效市场的缺失
新千年之后,世界进入一个更加老龄化的全球社会。伴随着世界主要经济体65岁以上老人比例快速上升,一方面,养老、社会保障及医疗卫生等“老龄化成本”支出占政府财政比例日益攀升,使政府在创新投入及青年群体扶持上捉襟见肘;一方面,老年群体需求的减弱,及“削减福利、紧固财政”等提高退休年龄、降低福利支出对财政压力的措施,进一步造成全球有效市场的萎缩。
全球贸易年增速从新世纪初的20%已降至当前的0%左右,即全球贸易出口增速已经停滞,充分表明老龄化对于全球消费需求的冲击正逐渐显现。
发达国家老龄化程度日盛:2014年,穆迪发布报告,预计至2020年,德国、芬兰、希腊、意大利、日本、法国等全球13个国家将成为“超高龄”国,即20%以上的人口超过65岁;至2030年,“超高龄”国家数量将升至34个。史无前例的人口老龄化将对全球未来二十年经济增长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报告指出,自2014年到2019年,老龄化将造成相应国家的GDP下滑0.4%,2020年到2025年下滑0.9%。而1990-2005年间,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9%。
美欧政府社会福利支出已占总支出的近5成:据数据统计,在计入养老金(社会安全金)补贴、社会保障及医疗卫生等项的公共服务后,美国联邦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占总支出的45%,而其用于行政公务的费用仅占总支出的10%。而“欧猪五国”代表的希腊,仅老年社会保障一项支出就超过总社会保障开支的一半,占比为52.4%。与发达经济体老龄化水平不断提升相对应的是,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相对收入水平持续下降,全球贫富差距越来越大。2.2.5结构性问题四:全球格局及制度的僵化与新的社会进程
制度是博弈的产物,是“为适应新的需求所进行的滞后调整”。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本质上是指国家干预主义与自由放任主义。盎格鲁—撒克逊的新自由化思想引导欧美国家走出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也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
时至今日,美国面临深刻的社会结构调整,全球化的美国民意基础已然消失。新自由主义思想所带来的制度变迁的效率,已释放殆尽。美国与其构建的全球化制度体系正面临新的转型,旧的全球化制度效用正在收敛、失范。
互联网及信息化技术,正在通过信息传递链条及模式的革命性改变,重塑社会微观层面的组织结构和形态,正在推动人类组织和生产模式的第四次迭代。随着基于互联网信息分享基础的共享经济的到来,人类新的社会进程也将加速。
2.3 后量宽时代的展望(全球复苏无望经济L大底:危机还在深化动荡依然持续)
2.3.1全球经济将在滞涨与通缩之间来回摇摆快速切换
发达国家消费、新兴国家生产的全球化体系,在危机后被逐步打破。欧美国家“削减福利、整固财政”和再工业化的政策,加剧了需求萎缩和产能过剩,导致了全球实体经济的通缩;对冲危机所超发的天量货币,脱离实体部门,涌入资产市场,造成了资产性的非典型通胀。由于缺乏真实经济的基本面支持,资本投机性的趋利与避害,驱动经济在滞涨与通缩间切换。全球范围内,互联网同步性和一致性的信息传播和风险共振,加快了通缩与通胀之间切换的周期。
首先,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急剧波动。欧美国家过度消费和新兴国家过度生产所支撑的全球化体系,成为经济失衡的逻辑起点。危机后,欧美国家所采取的“削减福利、整固财政”的政策,客观上抑制了其对新兴市场国家商品的需求;甚至其扶持工业的再工业化政策,对新兴市场国家产品的有挤出效应,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产能过剩,并形成了实体经济的通缩。
其次,为对冲危机,美欧中日等国所宽松超发的天量货币,在全球一致的货币超发和宽松流动性支撑下,全球资产价格脱离真实经济的基本面,形成资产性的非典型通胀。超发的货币向新兴市场和资源型国家溢出的过程中,催生了后者的泡沫型消费和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2010年后,中国国内通胀来势迅猛,便是在资本快速流入引发的货币通胀及大宗商品所带来的输入性通胀等两股力量作用下的结果。
再次,在美国加息预期下,资本从新兴市场国家(EM)回流到发达国家(DM);为应对资本流出,巴西、俄罗斯、阿根廷、委内瑞拉等新兴市场和资源型国家普遍采取货币贬值的做法,造成国内通货膨胀、需求收敛及贸易收缩;大宗商品在汇率和需求不足的影响下,价格持续下跌,形成了循环性通缩,即“剪羊毛式的通缩”。从而再次形成国内实体消费部门通胀居高不下,大宗商品及国内资产市场价格下跌,通缩不止的局面。
最后,由于互联网的介入,信息和风险感知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形成了同步性和一致性。风险与机遇,随着互联网媒介的超地域和文化的传播,瞬间在全球范围广而告之,成为席卷全球的一股浪潮。全球热点及大众情绪切换的速度全面加快。故,金融危机后仅八年时间,全球各经济体便经历了数轮程度不同的通胀向通缩、通缩向滞涨剧烈转换周期。
原油七年的三个牛熊轮回:08年以来,作为全球商品代表的布伦特原油,价格经历了146.77美元/桶到46.15美元的危机价格;到128.4美元的次高点,再到当前的42.23美元。原油价格七年间三个牛熊轮回,即是全球经济在滞涨与通缩之间来回快速切换的缩影。
2.3.2货币超发导致成本的代际转嫁将成为人类社会新的难题
货币超发激发下的举债投资冲动,在全球有效需求萎缩、产能过剩及实体部门资本收益率下降的趋势下,会导致政府及企业部门陷入债务陷阱,并形成债务的代际传递。
而,货币超发催生的资产性泡沫浪潮,及经济发展停滞、社会分化、机会缺失等因素,年长(老)一辈、有产者群体客观上更为受益;但,失业、薪资缩水及货币购买力贬值等所有成本都在向青年群体转移,形成危机在社会内部的代际转嫁。
故,上升机遇的缺失与贫困化,使得青年群体面临普遍的社会性焦虑。前辈与后人之间的代际矛盾与冲突因此形成、加剧,严重时甚至产生冲突。后危机时代,这一社会弊病问题是时代性、系统性和全球性的。
首先,货币超发客观上刺激了社会举债投资的冲动,容易造成政府及企业部门债务杠杆攀升。实体部门资本收益率及偿债能力的下降,会导致政府、企业部门及全社会的负债率持续上升,并陷入债务陷阱。短期内无力偿还的政府债务,就会形成债务的代际传递,将债务留给子孙。
其次,危机之后,货币超发催生了全球资产价格脱离真实经济基本面的非典型通胀。一方面,资产性泡沫浪潮,使得有产者群体或年老一辈客观上受益。拥有金融资产或房地产资产规模的大小,决定了危机之后,家庭资产中位数的走势,社会贫富差距因此扩大。另一方面,危机所带来的实体经济萎缩、失业、薪资缩水及货币购买力贬值等所有成本,都在向青年群体转移。
再次,代际冲突不是青年自身造成的,是时代性、系统性、全球性的后危机时代社会问题的弊病。青年群体追求“成功”、扩充“自我”的成功欲、价值观,与危机后全球经济发展停滞、社会分化、机会缺失之间的冲突,是造成青年挫折与叛逆的原因。竞争失利( 市场) 与社会排斥等双重因素的作用之下,青年群体的“下流化”(向下流动)成为必然。
日本青年群体的“下流化”困境与“卡哇伊”文化:经济长期的停滞,日本青年正面临“下流化”(向下流动)的困境。日本流行的“卡哇伊”文化,正是青年群体“下流化”困境下,讨好老人群体的象征。这种“下流化”其实也是当今世界的写照,并非只出现在日本。
最后,上升机遇的缺失与贫困化,使得青年群体面临普遍的社会性焦虑。当这一焦虑,在面临国家、区域间的发展分化时;当这一焦虑,在面临城乡对立、贫富分化时;当这一焦虑,在面临互联网冲击、心灵贫困加剧时,前辈与后人之间的代际矛盾与冲突便自然形成,严重时甚至产生冲突。
突尼斯“xx花革命”与青年群体内心绝望的呼声:2010年12月17日,青年大学研究生毕业的小贩,在遭到警察的粗暴对待后,自焚抗议,最终不治身亡。突尼斯人对长期失业、物价高涨与政府腐败的不满,在感同身受的同情心刺激下,引发了最终蔓延到全国范围内的社会骚乱与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