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猪期货“千呼万唤” 何时问市“犹抱琵琶”

龙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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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人们有关生猪期货上市的呼声始终不绝于耳。

　　生猪作为我国最大的农业品种，市场规模早已超过万亿元，产业链自上而下涉及饲料、防疫、饲养、屠宰、流通等领域，关联企业达数万家、涉及人员逾亿。

　　然而长期以来，受多种因素影响，生猪价格波动剧烈且较为频繁。与之相关的猪肉价格的波动，对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变动，也存在着很大的影响，有人因此将CPI戏称为“China Pig Index”。

　　在这样的情况下，业界对于生猪期货的热盼也不足为奇了，毕竟它可是兼具多种功能的“降魔神器”。

　　功能一：规避价格风险

　　在中国，生猪价格存在着一个长约四年的周期性波动，这种经济现象也被称为“猪周期”。据中国畜牧业协会的数据显示，自2003年以来，我国的生猪价格形成了四个较为明显的周期，其区间价格涨幅分别达到过65%、183%、113%和83%。

　　针对中小养殖场抗风险能力弱、资金链容易断裂等问题，生猪期货具备的套期保值功能，能够为其提供行之有效的风险转移工具，对冲“猪周期”期间生猪价格大涨大跌的潜在风险，保护养殖者利益。

　　另一方面，生猪期货的价格可作为未来某一时期生猪价格变动趋势的“晴雨表”，预期未来现货市场生猪价格的变动情况，更好地指导生产，稳定生猪价格。

　　功能二：健全期货品种

　　生猪期货的上市，有助于与占生猪养殖生产总成本的70%以上的玉米、豆粕等饲料原料的期货市场形成联动，建立健全农牧产品期货体系，形成饲料原料和生猪饲养的套利关系。对于期货投机者而言，生猪期货则提供了一种新的盈利的可能。

　　功能三：反哺现货市场

　　中国目前的生猪养殖市场呈现大而分散的局面，全国约有5000万家养殖企业，而行业中三大巨头，温氏、牧原、雏鹰，其2015年的出栏量总和也仅占当年总量的不到3%。对比美国，自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于1966年开始生猪合约起，其猪肉行业历经整合兼并，最终只剩下几家大公司控制供给。

　　生猪期货作为一种标准化的合约，推出之后将在客观上提高我国生猪质量与品质，保障食品安全；同时进一步推进规模化生产，加快生猪产业整合，促进生猪饲养标准化、规模化。另一方面，大企业的标准化生产意味着对价格更稳定的控制，有助于平稳价格波动。

　　纵观中美两国生猪期货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的生猪期货从本世纪初开始开展相关调研，到之后一再被提上议程，虽未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但也堪称曲折。

　　生猪期货为何迟迟不来，上市过程中又面临哪些阻碍？

　　劫难一：标准化难

　　由于我国的生猪生产大而分散的局面，以及生猪生产地域性所带来的交易半径限制，造成了生猪品种、品质上的较大差异，生猪品种、重量、膘厚等指标实现标准化也并非易事。这些差异给合约设计中交割品级的设定带来了难度，而在合约推出后的实际交割过程中，有多少生猪产品能够达到交割标准，同样是个未知数。

　　劫难二：交割困难

　　生猪期货作为一种畜牧与鲜活农产品(000061,股吧)期货，不同于传统的耐储藏期货品种，在进行实物交割的过程中，往往存在着更多的操作障碍和风险。比如活体运输过程中生猪的储藏问题，以及较为棘手的生猪疫情传播风险。

　　不妨向其他国家“取一取经”。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生猪期货合约上市，当时的交割方式为实物交割，等到上世纪末，合约标的物又由生猪变成了瘦肉猪酮体，交割方式则变为了现金结算，期间有超过30年的时间以生猪作为标的物。除此之外，德国汉诺威交易所（RMX）和韩国交易所（KRX）也仍有瘦肉猪期货在交易上市，且两者自推出起便采用现金交割的方式，结算价格主要取决于现货价格指数。

　　其实这些阻碍在其他国家多多少少也存在，但并没有影响美国、德国和韩国等国家最终推出生猪期货。

　　事实证明，1966年2月生猪期货在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上市后，进一步加速了生猪产业的规模经营和产业整合。至30年后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70%的生猪质量都能够达到期货交割标准。在我国其他品种期货市场上，也可见到类似收效。

　　在我国进入经济转型和落实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时期，度过这些“劫难”，是否便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活体二师兄或将正式登陆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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