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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问题倒逼改革经济重在增质
2018年已成为过去时，但中国经济尚未露出“春意”。2019年是百年变局的开端，全球经济格局将进行长期而全方位的调整，中国也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认识当前的经济形势？如何在矛盾中化危为机？为此，本报记者梳理了前沿专家学者的最新观点。在专家看来，中国经济固然承压，但在积极政策的推动下，运行态势将逐步好转。问题倒逼改革，中国将在2019年全面开启新一轮改革，以重构市场主体的信心。
经济减速增质
全年增速或前降后稳
对于经济形势的判断,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经济运行稳中有变”的基础上，增加了“变中有忧”，指出“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这与市场对当下内外环境变化和经济形势的认识基本一致。数据显示，2018年6.6%的年度经济增速，创下自1990年以来的新低。专家表示，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主要原因在于两方面：
一是中美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性。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表示，估算美国对中国2500亿产品加征25%关税，可能拖累2019年GDP增速0.8个百分点以上。贸易摩擦还会导致全球需求放缓，负面拖累企业利润和员工工资，并进而影响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和加征关税最严重的负面影响可能是通过不确定性和全球供应链的逐步转变影响企业投资和就业。全球供应链上对美国出口相关的部分生产活动可能离开中国、而部分针对中国市场的新产能可能转移至中国。这些长期影响很难准确量化，但是我们预计未来几年的GDP潜在增速将面临下行压力。”汪涛进一步表示。
二是投资或低于预期。据了解，2018三大投资的格局大致如下：房地产投资表现稳定，增速接近10%；基建投资并不理想，10月之前一直表现为回落趋势；而制造业投资则出现了较为强劲的反弹。“但是，去年制造业投资的最大特点是改建很多，新建极少。换句话说，企业没有新建产能，而是在做传统设备的技术改造。为什么要做技术改造呢？主要是应对节能环保方面的监管。节能环保导致的技术改造都是一次性的，很难持久，再加上出口增速下行，所以制造业投资增速在2019年的表现不容乐观。”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明分析称：“此外，从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态来看，房地产调控在全国范围内显著放松的概率不太大，因此房地产投资增速在2019年很可能温和回落。虽然基建投资在2019年必然会反弹，但是究竟能反弹到什么程度，还取决于中央财政的宽松程度和银行信贷的配套程度。”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现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六稳”即“稳就业，稳金融，稳投资，稳外资，稳外贸，稳预期”作为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间的重要决策部署。“从短期来看，政策效果往往存在几个月的时滞，经济下滑趋势短期内仍将持续，而随着政策效果的逐步显现，情况可能会有所好转。”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预计2019年GDP增速很可能呈现出前低后高的走势。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也认为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主要体现在上半年。随着宏观政策效果逐渐显现，下半年经济运行将趋好转，全年经济增速可能前降后稳。
虽然现阶段“减速”压力增大，但是在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看来，两大因素正在夯实中国经济的增长底线。一方面，经济“增质”稳步改善，经济结构优化和制造业高端化发展进一步推进，持续提振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宽财政”提速发力，不仅发挥托底作用，亦初步纾解了货币政策的结构性瓶颈，“宽货币”向“宽信用”的传导得到边际增强。“中国经济的增长压力和改革潜力正在交叠，在内外部压力下保持改革定力，进而主动规避转型危机，是中国经济的顺势之选。”程实进一步表示。
减税将成为重点方向
但规模难超预期
自去年7月底以来，我国政府出台了诸多促增长的措施。如，央行多次降准、并增加了流动性投放；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提速、对PPP项目的清理严审告一段落等，以支持基建投资；资管新规实施细则发布、较此前的征求意见稿略有放松，近几个月影子信贷跌幅收窄，整体信贷条件有所改善；进一步减税降费措施出台等。但在汪涛看来，政策放松力度仍较为温和，显示出政府依然警惕新的刺激政策可能对金融系统稳定性带来的副作用。
“在货币政策不能继续加大宽松力度的前提下，财政政策发力就成为维持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前提。”张明表示，2019年，净出口、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均面临下行压力，目前来看，仅有财政政策发力才能较好地对冲宏观经济下行压力。
他认为，2019年中央财政发力的可能举措包括：第一，适当提高中央财政赤字占GDP比率，例如由3%提高至5%；第二，如果中央财政赤字占GDP比率在考虑到各种具体掣肘条件后不能提高，那么就会显著提高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额度；第三，在具体的财政政策方面，中央政府可能减税与扩大支出并举。因为从宏观经济学角度来看，对提振短期经济增速的角度而言，扩大支出的效果要显著好于减税。中央政府可以在提高社会公共产品供给、弥补国内基础设施投资短板、促进新的区域一体化发展方面投入更多的财政资源；第四，为了避免财政赤字扩大造成的负面影响，中央政府也可以显著加大国债的发行力度。
但专家也强调，虽然减税将成为重点方向，但规模很难超过市场预期。“目前，市场普遍预期2019年减税费规模为1万亿元人民币左右。”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认为，除非其他政策大幅度放松，这不足以抵消传统动能放慢的影响；而如果减税费规模能够达到2万亿元左右，或占GDP两个百分点以上，才能成为重大利好。汪涛也表示，2019年新增减税规模可能达GDP的1%以上。降低个人所得税会利好中低收入家庭，并有助于提振中低端消费。下调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可支撑企业利润，但在经济前景疲弱的情况下，企业不太可能因此而增加资本开支，因此其乘数效应相对有限。
房地产政策以“维稳”为主
不会启动全面放松
中国房地产周期与中国经济周期始终密切相关，每轮“稳增长”政策也几乎离不开房地产政策的放松。事实上，自房地产“9.30”新政实施以来的两年多时间里，市场已经多次猜测房地产调控大规模放开的时点，近期经济的承压让类似的预期再次回潮。
“前期房地产调控为抑制房地产泡沫踩下了急刹车，近期基本面数据已呈现出明显的行业下行趋势。此外，由于政策严厉，刚需购房需求也受到抑制。在防风险与‘稳增长’平衡之下，考虑到前期房地产调控政策过紧，为避免房地产对经济的负面拖累。”沈建光认为，未来房地产通过政策微调，进而改变前期过紧的房地产政策，将房地产政策回归中性，起到经济托底的效果，也是很大可能会发生的。但他强调，决策层不会启动全面放松房地产以达到“稳增长”目标。
中山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李湛则认为，市场不能再想当然地将当前的从严调控政策被视为一个防涨的手段，而在一定程度上可将其视为价格维稳(包括防止其大幅向下调整)的手段。原因在于，按照正常的资产定价逻辑，由前期的乐观经济前景预期所支撑的房地产价格，在内外压力导致经济增长预期修正时，应该也会出现一个价格的适度下折。但正是因为严厉的调控措施，从交易缩量上锁住了过热地区价格下调的空间，使得房地产价格保持了整体的稳定。如果未来内外压力一旦发生共振的尾部风险，市场主体对中国经济的预期可能还会出现下调修正，此时房价更容易出现大幅下折的风险。
因此，李湛认为在当前阶段，政府将大规模放松房地产调控作为中国经济“压箱底”政策选项是存在风险的。他表示，2019年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最多只会是适度对前期部分城市过紧政策的微调修正，“房住不炒”的基调应该也会继续坚守，在这种政策逻辑下，全国的房价整体应该会维持在稳定的状态，不太可能出现政府大幅放开调控进而导致全国尤其是热点城市的房价再次出现报复性上涨的情形。
具体而言，博海资本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建议说，当前经济形势下，调整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主要方向是放松对开发商融资的各种约束，包括银行贷款(开发贷、按揭贷款等)、股票市场融资(IPO、再融资、发行REITs等)、债券市场融资(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等)及信托贷款等。“目的是防止开发商因流动性过紧而被迫停建、缓建在建项目，避免房地产投资增速出现大幅度回落。”
以改革重构市场信心
土地或成为突破口
在内外部压力相互叠加的背景下，2019年很可能是中国政府主动加快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时间窗口。“2019年将面临经济下行周期与金融下行周期的重叠，外需回落与内需疲软的重叠，大开放、大调整与大改革的重叠，盈利能力下降与抗风险能力下降的重叠。问题倒逼改革，2019年将在开放、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以及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倒逼下，全面开启新一轮全面改革开放浪潮和第二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将重构中国经济市场主体的信心，逆转当前预期悲观的颓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如是说。
张明认为，“市场化导向”依然是各类结构性改革的核心。他表示，有四方面结构性改革最为重要：一是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核心的国企改革，但应该更加鼓励民营企业去投资国有企业股权；二是在通过制度设计控制了土地兼并风险前提下的土地流转改革，这样才能真正加快更具包容性的城市化；三是尽快向民间资本开放诸多受到国有资本主导的服务业部门，例如教育、医疗、养老、电信等；四是尽快改革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机制以及实现中央地方的财权事权重新匹配。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在于通过各类改革提高企业、居民、政府等各类主体的工作积极性，在此基础上来提高经济增长效率。
沈建光也认为，作为三大要素之一的土地，或是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据了解，2018年12月23日，《土地管理法》《房地产管理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审议，删去了“从事非农业建设使用土地必须使用国有土地或者征为国有的原集体土地”等规定。“一旦审议通过，将扫除集体土地入市的法律障碍；集体用地入市试点工作也在提速，北京大兴区、上海松江区纷纷探索利用集体土地建设共有产权房、租赁住房，目前均已有地块入市。”沈建光表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将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最大的意义或在于藏富于民，其释放的改革红利，将是数据统计难以体现的。
“2019年中国经济仍将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这一方面需要中国政府通过更具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稳定短期经济增速；另一方面需要中国政府通过加快结构性改革来提高中长期增长效率。”张明强调，突破传统思维束缚扩大财政赤字、突破既得利益阻扰加速结构改革，这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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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11 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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