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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此人头像为何被印到日本万元钞票上?

[转载]此人头像为何被印到日本万元钞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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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 T" ]& Q7 }   去年初夏,我第一次见到日本最高额纸币一万日元的时候,还以为纸币上的那个人像是日本的某位天皇,要不就是丰臣秀吉啊伊藤博文啊大久保利通啊等著名政治家。但后来才知道,此人既不是哪个天皇,也不是哪个首相,而是一个出身平民、终身未仕的教育家、思想家,他叫福泽谕吉。" _" E6 O+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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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福泽谕吉其人,我早就有所了解,对他既敬又恨,感情复杂的、矛盾的。他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著有《劝学篇》、《文明概略论》、《脱亚论》等,主要思想是反对封建专制、崇尚自由平等,呼吁日本脱离东方专制愚昧文化,全盘西化。虽然他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名人,但毕竟是一介平民,终身未仕,也没有什么文治武功,怎么会被日本人把他的头像印到最高额的日元上呢?一个教书匠有何德何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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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_  F  M  S8 ]5 P% b4 W    少年就是汉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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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泽谕吉生于1835年1月10日,他的父亲福泽百助是一个俸禄微薄的低级藩士,他喜欢收藏中国古书,致力于研究中华文化,是当地名望颇高的汉学家。在谕吉诞生的那一天,福泽百助恰好买到了中国清朝的上谕条例六十余册,认为非常吉利,于是给新生儿子取名“谕吉”。不幸的是,在谕吉18个月大的时候,福泽百助因病去世,谕吉家境顿时陷入贫困境地。谕吉幼时常制作手工艺品贴补家用,无暇读书识字。一直到了十四五岁,才开始学习汉语,并阅读家中所藏汉书。可以说,谕吉最初接受的是中华文化,光《左传》一书他就读了11遍,年纪虽小,已是一个地道的汉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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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o( E! v+ _# C7 ?1842年,清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的消息震惊日本。长期以来,日本都是以华为师,而清国败给英国,使“天朝大国”的形象开始在一些日本人的心目中崩塌。1853年,4艘美国军舰来到日本,逼迫日本幕府开港通商。与当时的中国人一样,西方人的船坚炮利也让日本人震惊不已。第二年,福泽谕吉离开故乡赴长崎学习炮术,之后又到大阪钻研物理和医学。他在接触到西方近代科技知识之后,逐渐认识到儒家文化反科学、反文明的本质,开始鄙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也包括日本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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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洋见了大世面, s4 {7 g3 ~9 i. z5 `

& M* R& X/ l( `" l% ~9 |0 M% l1858年,25岁的福泽谕吉学有所成,受聘到江户教授兰学(荷兰语及学术)。次年冬天,德川幕府依据“日美通商条约”,决定派遣军舰咸临号护送使节到美国华盛顿交换商约。谕吉经过朋友的推荐,获得舰长木村的准许,作为随员赴美。一到美国,“当这些腰里带着佩刀,脚上穿着草鞋的日本使节刚刚走进下榻的饭店,立刻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日本,只有那些非常富有的人才舍得买一寸见方的绒毡做钱包或烟盒,而美国人竟然把整块绒毡铺在地上,穿着鞋在上面走来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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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谕吉第一次出国,虽然走马观花,毕竟大开眼界,为此他对带他出国的木村感恩戴德,终身不忘。以后每逢年节,谕吉必定亲往木村家中问候。谕吉后来在日本名声雀起,木村请谕吉为他的著作作序,而谕吉在序言中仍谦称自己是“木村前舰长的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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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12月,日本幕府派遣使节到欧洲,谕吉作为译员随行,周游了法、英、荷、俄、葡等国。这一次旅欧,促成了谕吉思想的改变。0 m$ h6 m6 k4 n( u+ T6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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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前,由于听说外国食宿不便,他们随船带了几百箱大米、数十个铁丝灯笼。可到了巴黎一看,他们住的旅馆是五层楼,无数汽灯将室内外照得亮如白昼,饭厅里摆满了山珍海味,“这时不管多么讨厌西洋人,心理也不会有‘攘夷’之念了”。谕吉对于西方社会经济社会的各种问题,诸如医院的经营、银行的业务、邮政、征兵法规、政党、舆论和选举等问题,都作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他认识到,西方物质的发达仅是表面,而根本在于制度的进步。只有建立与人性相适应的制度,才能激励人的创造性,由此自然而然会导致物质的丰富和社会的文明进步。* W% h1 n! d; g

; R; m! V( t) J. j回到日本后,福泽谕吉开始著书立说,宣传西方文明。他撰写了《西洋事情初编》,记录了他旅欧一年的所见所闻,也让广大日本人民大开眼界。在《劝学篇》中,他批判了中国的封建专制和儒学思想,认为文明的关键是个人的自由和独立,“个人独立则一家独立,一家独立则国家独立,天下独立”。他深感日本以前的制度非变不可,同时对中国的看法也发生了根本改变,他讽刺中国是“不擅变革之国,一两千年只知固守古人之言而根本不知随机应变,妄自尊大之风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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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日本新式教育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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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谕吉再度赴美,考察了美国东部各州。此次他认识到了教育对于国家强盛的重大作用,他认为:“当今之急固属富国强兵,然富国强兵之本,唯在专心培育人才。”回国后他就开办家塾——庆应义塾,效仿美国的私立学校,确立课程内容,以数理为基础,以培养“独立心”为旨趣。教材以谕吉从美国买回来的西学书刊为主,设法律、经济、数学、地理、历史等课程,开日本新式教育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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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说明的是,与之同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也在思考如何向西方学习。无论是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以制夷”,还是洋务运动领袖张之洞主张的“中学为本,西学为用”,都是侧重于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但福泽谕吉的认识显然要在魏源、张之洞等人之上。科技进步,只是果,而不是因。无因哪来果?谕吉认为,学习西方文明,不仅仅是引进科学技术这么简单,关键是引进西方的优良文化和先进体制,而要让人民接受西方的文化和体制,最重要的是教育。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改变日本人民的精神面貌,才能把日本人由顺从的“臣民”培养成“独立自尊”的国民;也只有教育,才能让人民了解到学习西方文明的重要性,才能形成日本人的现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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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a: l3 V- {9 \( {% |明治元年五月,上野发生战争,谕吉义塾的所在地距上野仅八公里,炮声隆隆可闻。谕吉在外面兵荒马乱的情况下,依然从容地向学生讲授美国的经济学,一时传为佳话。他勉励学生说:“从前拿破仑称霸于欧陆时,荷兰国的命运,有如风前的残烛,岌岌可危。不特自己的本国,连印度地方的属地都被占据,没有一个地方可容它升扬国旗。但在世界上,还留着仅有的一个地方,那就是日本长崎的出岛。出岛是多年来荷兰人在日本居留的地方,欧洲的兵乱影响不到日本,悬挂在出岛的荷兰国旗,常在百尺竿头迎风飘扬,象征着荷兰王国从没有沦亡过,这是荷兰人一向引以自豪的。”他以此比喻庆应义塾要如荷兰的出岛一样,不因骚乱而断绝过西学的命脉。他说:“我们的庆应义塾没有停歇过一天。只要这所学塾存在一天,日本就是世界的文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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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 D% @& v& B. q# ~当年的庆应义塾,如今已发展成为享誉世界的日本庆应义塾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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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l4 t3 h. P“脱亚入欧”:日本崛起之秘诀$ H( v$ O  B7 S

9 q; J) a8 V/ @$ Z0 t在教学之余,福泽谕吉还勤奋著述,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鼓吹西方文明,批判东方文化的文章。他通过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明的反思,确立了其让日本从文化到体制全面“脱亚入欧”的思想。他在《文明论概略》一书中说:“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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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其“脱亚入欧”思想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文章,当属他发表于1885年的《脱亚论》。他言简意赅地指出:“(日本)所奉行的主义,惟在脱亚二字。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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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写道:$ R( y: P" G) B3 K% P

( z9 _& l1 q# S, t& M阐述其“脱亚入欧”思想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文章,当属他发表于1885年的《脱亚论》。他言简意赅地指出:“国内无论朝野,一切都采用西洋近代文明,不仅要脱去日本的陈规旧习,而且还要在整个亚细亚洲中开创出一个新的格局。其关键所在,唯‘脱亚’二字。”8 B3 J+ P" c6 |- r: H( ?

( K( ]$ m, `2 ?" Z- H- U1 _文章写道:  ~! v( B, o  F  y4 T! O. A1 l

) N: o) R$ H4 r& x“虽然我日本之国位于亚细亚东部,但国民的精神已经开始脱离亚细亚的顽固守旧,向西洋文明转移。然而不幸的是在近邻有两个国家,一个叫支那,一个叫朝鲜。这两国的人民,自古以来受亚细亚式的政教风俗所熏陶,这与我日本国并无不同。也许是因为人种的由来有所不同,也许是尽管大家都处于同样的政教风俗之中,但在遗传教育方面却有不尽相同之处。日、支、韩三国相对而言,与日本相比,支国与韩国的相似之处更为接近。这两个国家一样,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都不思改进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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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O% l0 m9 n$ s. w“在当今交通至便的世界中,对文明的事物不见不闻是不可能的。但仅仅耳目的见闻还不足以打动人心,因为留恋陈规旧习之情是千古不变之理。如果在文明日新月异的交锋场上论及教育之事,就要谈到儒教主义。学校的教旨号称‘仁义礼智’,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虚饰外表的东西。实际上岂止是没有真理原则的知识和见识,宛如一个连道德都到了毫无廉耻的地步,却还傲然不知自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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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6 q) a0 G' n  K“虽说经常用“唇齿相依”来比喻邻国间的相互帮助,但现在的支那、朝鲜对于我日本却没有丝毫的帮助。不仅如此,以西洋文明人的眼光来看,由于三国地理相接,常常把这三国同样看待。因此对支、韩的批评,也就等价于对我日本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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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Q1 |! f( p3 K& \: w7 c9 m2 l6 i# U“假如支那、朝鲜政府的陈旧专制体制无法律可依,西洋人就怀疑日本也是无法律的国家;假如支那、朝鲜的知识人自我沉溺不知科学为何物,西洋人就认为日本也是阴阳五行的国家;假如支那人卑屈不知廉耻,日本人的侠义就会因此被掩盖;假如朝鲜国对人使用酷刑,日本人就会被推测也是同样的没有人性。如此事例,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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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 I' W7 i8 R; r2 l  n福泽谕吉是个汉学家,能写汉诗,也擅书法,对中华文化造诣颇高。但他却是中华文化的叛逆,对中华文化的批评毫不留情,针针见血;他对中国人的批评,尖刻冷酷得让人难以接受。比如他讽刺儒家文化倡导的“仁义礼智”“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虚饰外表的东西。实际上岂止是没有真理原则的知识和见识”;他指责中国和朝鲜“不知国家改进之道,在交通便利的现世中对文明事物也并非没有见闻,但却视而不见,不为心动,恋恋于古风旧习,与千百年前的古代无异”,讽刺中国人信奉“阴阳五行”、“自我沉溺不知科学为何物”、“卑屈不知廉耻”,甚至认为日本与中国、朝鲜同为亚洲国家是“一大不幸”。这些论断,用句外交词令来说,真是“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5 |6 k  w( S- K2 W) G

6 d( d( Y; e3 t) Q9 l& w不过,联系到当时清朝的实际,应该说,福泽谕吉的大部分批评是恰如其分的。在《有支那色彩的东西应该摒弃》一文中,他写道:“由于支那的迟钝,对文明为何物一无所知。据说近年来采纳了西洋的一些东西,但却止于器的层面,没有人关心文明的主义如何。不究其主义而单采用其器,认识只限于表面,就没有进步的希望。”“支那国民与西洋人接触已有百年,其交接的方式只有商业贸易,外来者为利而来,内应者为利而应。交往的动机,除了利以外一无所有。……在支那群民中,虽然也有通晓外语的人,但只限于日常生活用语,而不能成为知识传达的媒介,其证据就是百年来能说洋话的人不少,但在进口品中,西洋书籍却很少,特别是有关事物的真理原则的科学书籍几乎没有。因为从事商业贸易的支那人不读这类的书。”! K: N) P$ S' J8 z# x' T" l% v- E

  _3 A  Z! T" y1 @% [+ u$ a: ~( |对西方先进科技的“认识只限于表面”,与西方交往“只有商业贸易”,“交往的动机,除了利以外一无所有”,这些不能不说切中清朝“洋务运动”的时弊,而且对后人也极具警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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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的蔑视其实源于重视6 ]; w9 I) j7 C4 M2 d

: V/ y# Y/ ]- ^( b+ O; g/ T8 W福泽谕吉指出中国的弊病是无可厚非的,让人不能接受的是,他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中国人的蔑视与敌意,他说:“以上的理论如果没有错误的话,可以说终究不能指望今天的支那人能够开化。人民不开化,作为敌手就不足惧怕,作为朋友就不足利用。既知没有好处,那就对它避而远之,以防同流合污。双方的交往只限于商业,知识上的交往应一律断绝,其国的政教不采纳,其风俗不效法,以至衣服器玩之类的东西,不管其使用价值如何,只要有可替代的,支那品就要摒弃。我国现在是日新之国,必须防止邻国的弊风污染我文明。”9 D( T" @& p5 H, V' w' E+ T; m

; X; J1 a* x7 \7 U3 p鲁迅先生曾说:“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福泽谕吉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对中国进行批评、嘲讽,恐怕也不全是因为他对中国的蔑视,这正说明中国在他的心目中占有重要位置。中国毕竟是东方大国,是日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主要邻国,他表面的蔑视正源于他骨子里对中国的重视。他羡慕中国的面积广大,物产丰富,鄙夷的背后实是出于嫉妒。在《到支那去应受奖励》一文中,他不无艳羡地写道:“支那是天兴的富国,大河直达四境,有舟楫之便,金银铜铁,矿脉历然,沃野千里,可谓东方田园。”并由此而生觊觎之心。: o& T2 s% z& G& u! {

$ ]8 O4 a0 k# ^+ Y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导师4 e0 |& a; [6 v6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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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被福泽谕吉同样瞧不起的朝鲜一直是中国的属国,谕吉却朝思暮想要让朝鲜脱离中国,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他在《日支韩三国的关系》一文中说:“如果虚妄自大的满清不知自己的空虚而以强大自居,以此次事变为借口干预朝鲜的内政外交,如果它说什么朝鲜国是我属国,朝鲜政府是北京政府的别府,属国别府发生的事本国本府加以处分是理所当然的事,而朝鲜亦敢甘于从属地位,支朝串通一气敌视我日本……如果支那傲慢无理,使我日本人在世界上丧失体面,那我日本就应该勇敢应对,开启战端,将东洋的老大朽木一举摧毁。”' ~# j# {7 z$ ]2 z7 ~!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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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前夕,福泽谕吉写了一系列文章,鼓吹对中国开战。明明是侵略战争,福泽谕吉却写了一篇题为《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的文章,说:“战争虽然发生在日清两国之间,而如果要问其根源,实在是努力于文明开化之进步的一方,与妨碍其进步的一方的战争,而绝不是两国之争。本来日本国人对支那人并无私怨,没有敌意,而欲作为世界上一国民在人类社会中进行普通的交往。但是,他们却冥顽不灵,不懂普通的道理,见到文明开化的进步不但不心悦诚服,反而妨碍进步,竟敢无法无天,对我表示反抗之意,所以不得已才发生了此战。也就是说,在日本的眼中,没有支那人也没有支那国,只以世界文明的进步为目的,凡是妨碍和反对这一目的的都要打倒。”" T% f! g3 D# g

( i9 k; f7 v" ~% L2 @( y6 p( m甲午海战以清朝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而告结束。但福泽谕吉却认为,日本仅仅消灭了中国的海军还远远不够,还难以使中国“幡然悔悟”,日本军队还要“直冲北京”。在《直冲北京可也》一文中,他写道:“支那人千百年来在周公孔子的梦中沉睡不醒,自尊自大,蔑视他人,以堂堂中华圣人国自夸,只有让它看到自身的无知蒙昧,事事才不致碍手碍脚;若对自身蒙昧无知毫无认识,那就要将自家的臭气传到邻国,反对改革,以至妨碍文明开化的事业,此罪重不可恕。倘若对其任意胡为坐视不管,任凭它以无知蒙昧之力压制文明革新运动,那就会使它越发傲慢,不知最终会做出何等事情来。也就是说,今天的战争虽是日清两国之争,实际上却是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之战,其胜败如何关系到文明革新的命运。应该意识到我国是东亚先进文明的代表,非国与国之战,而是为着世界文明而战。给它顶门一针,乃至当头棒喝,启蒙昧国家之蒙,促其真正悔悟,甘心俯首于文明的脚下,以求上进,此为要紧。”“要以文明之势力席卷四百余州,让四亿人民沐浴革新的阳光雨露,就必须做出决断,直冲首都北京,扼其咽喉,一不做二不休,使其俯伏于文明之师面前。此非好战,乃是世界文明大势赋予日本的天职,是不得不为之也。日本的太阳旗尽早在北京城迎着晨风飘扬,四百余州的全图尽在文明的阳光普照之下,此等快事,我辈翘首以盼。”+ d: @. `9 X8 ], e1 i1 M+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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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的这些文章,把侵略战争打扮成“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之战”,其实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法则和大国沙文主义,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渊薮和理论根源。& f! A# D9 j, j4 A( K6 G0 o*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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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伏尔泰”. O2 U% @' A. {( f

) H/ j9 Y9 T: O& Q$ E! l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2月3日,福泽谕吉因脑溢血去世,享年68岁。日本国民识与不识皆哀痛不已,日本众议院也破例对一介平民身份的福泽谕吉发布悼词,使其备享哀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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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5 Y9 M. c5 y; p应该说,作为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的福泽谕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一百多年前,悍然提出让日本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固有体制,全盘西化,无疑是惊世骇俗之论。福泽谕吉自称“雁奴”,倡导“学者雁奴论”。“雁奴”一词出自中国明代学者宋濂的同名文章:“具区之泽,白雁聚焉。夜必择栖,恐人弋也,雁奴环巡之。人至则鸣,群雁藉是以暝。”福泽谕吉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像在雁群外围负责警戒的“雁奴”,要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察人之所未察,言人之所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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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民性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由衷服膺强者,虚心向强者学习。所以,很少有人指责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思想是“全盘西化”的“歪理邪说”,他的思想不仅影响了日本的知识分子和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也得到了明治天皇以及伊藤博文等政治家们的认同。一百年来,日本所走的道路基本上就是福泽谕吉所设计的“脱亚入欧”、全面西化的道路,从文化到体制全面向西方学习,使得日本能够迅速富强起来,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二战后,美国对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造,自上至下没有遇到任何大的阻力,这不能不说得益于福泽谕吉对日本人民的西化启蒙之功。直至今天,日本人仍称福泽谕吉为“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是“日本伏尔泰”,给予他极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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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难以出现“福泽谕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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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同时代的清朝,貌似也曾出现过福泽谕吉式的人物,可惜都是昙花一现即告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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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i; I4 S& a# j2 |: u比如有一个人,也曾设私塾从事教育,也是文章大家,也积极主张改革弊政、富民强国,他就是“戊戌变法”的精神领袖康有为。但是,无论从思想深度还是政治主张乃至个人人品,康有为都难望福泽谕吉之项背。更何况,光绪皇帝没能成为明治天皇,李鸿章也不是伊藤博文,即使没有慈禧太后的干预,“戊戌变法”恐怕也难以与“明治维新”相媲美。康有为也并没有对中华的文化传统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更不会提出“全盘西化”之类的激进主张。再说,在当时的中国,如果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不被时人指为“汉奸”“国贼”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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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Q8 B$ r; v1 E还有一个更像福泽谕吉的学者,名声虽然比不上康有为,但他的眼界比康有为更宽广,思想也更开明,他就是被李鸿章赞为“当世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的中国首位驻外公使郭嵩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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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U8 C; t- |* u1876年,清廷派郭嵩焘任驻英使馆公使,竟遭到守旧官僚和腐儒迂士的谩骂和嘲笑,人们普遍认为,天朝大国派驻对外使节,是大伤国体的奇耻大辱。有酸腐文人还为郭嵩焘写了一副对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郭嵩焘将在英国的见闻写成《使西纪程》,盛赞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主张中国应研究、学习西方,改革弊政。他把书稿寄到清朝总理衙门,希望在国内出版以启蒙大众。但总理衙门刚将此书刊行,便引来朝野上下的口诛笔伐,有人痛斥他对外夷“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有人骂他:“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有人甚至诬陷郭嵩焘“有贰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要求将郭嵩焘撤职查办。在舆论的围剿声中,清廷先是下令将《使西纪程》毁版,禁其流传,后于1878年8月召郭嵩焘回国,欲查办其“罪”。幸有李鸿章、曾纪泽等头脑清醒之人为其讲情,清廷才下诏令郭嵩焘退休了事。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在孤寂中病逝,李鸿章上奏请宣付国史馆为郭立传,并请赐谥号,清廷上谕答复:“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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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4 s" o  |2 S  M由郭嵩焘的遭遇可知,深受中华专制文化毒害的中华大地,根本容不得福泽谕吉式的人物稍稍萌芽。由此也证明了福泽谕吉所批评的中国人“冥顽不灵,不懂普通的道理,见到文明开化的进步不但不心悦诚服,反而妨碍进步”,也并非信口诬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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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再看日本纸币上的其他人物:5000元纸币有两个版本,分别印着女作家樋口一叶和农学家、教育家新渡户稻造的头像;1000元也有两个版本,分别印着医学家野口英世和作家夏目漱石的头像。没有天皇,也没有首相。把本民族的思想家、科学家、教育家、作家当作“伟人”的国家,不富强也难。3 M3 t' R% B* x- I.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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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参考了“百度百科·福泽谕吉”以及网上的有关文章资料,恕不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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