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学派人物之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ǒhm-Bawe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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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gen von Bǒhm-Bawerk


(February 12, 1851 - August 27, 1914)



庞巴维克，欧根·冯（1851—1914年）

K·H· 亨宁斯（K. H. Hennings） 著

作为公务员和经济理论家，庞巴维克（Bǒhm-Bawerk，Eugen von）是他那一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是奥地利学派的一位首要成员，是新古典理论的主要传播者之一，对新古典经济理论取代古典经济理论而占统治地位做出了许多贡献。他的名字主要和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和独特的利息理论相联系。但他的主要成就是系统阐述了时际的价值理论，这种理论应用于一个使用耐久资本品进行生产的交换经济中，又产生了一种资本理论、一种利率理论和一种时间因素起关键作用的分配理论。这一贡献以及他对马克思（Marx）的经济学的著名批评，有力地影响了自19世纪 80年代直到 20世纪 30年代的经济理论的发展。

庞巴维克于1851年2月 12日出生在莫拉维亚的布伦（今名布尔诺）。他在家是最小的儿子。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公务员，曾因在平息1848年加利西亚骚乱中立功而被封为贵族，1856年去世时是莫拉维亚的副总督兼奥地利帝国政府驻莫拉维亚的行政首长。庞巴维克在维也纳大学学过法律后，于1872年进入当时在社会上受人尊重的财政部门工作。但是，1875年，庞巴维克取得了法学博士学位以后，他和他的同班同学即未来的妹夫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一样，得到一笔出国研究的政府助学金，为在一所奥地利大学教经济学做准备。他在海德堡同卡尔·克尼斯（Karl Knies）一起工作了一年，又分别在莱比锡大学（当时罗雪尔（Roscher）在此执教）和耶拿大学（当时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在此执教）各呆了一学期。接着，他在财政管理局和财政部又工作了三年后，于 1880年取得了教授资格，并立即被聘为因斯布鲁克大学经济学教授，在这里他一直呆到1889年。从学术观点看，庞巴维克在因斯布鲁克的这些年是他一生中最有收获的时期：1881年，他在取得教授资格的论文基础上写成的一本关于商品理论的书出版；1884年，他的《资本和利息》第一卷出版；1886年，他在最有影响的德文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有关价值理论的专题论文；1889年，《资本和利息》第二卷出版。这些著作使庞巴维克成为团结在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周围的一群经济学家中的领导成员之一，这些人后来就被称为奥地利学派。1889年，庞巴维克放弃维也纳大学教授的席位，就任奥国财政部的工作，因为这使他有机会接受制订奥国所得税改革方案的任务。这项任务他干得出色，因此职位很快上升，1891年得到了终身秘书职位，1892年担任一个评估恢复金本位制建议的委员会的副主任。在1893年，他被任命为看守政府的财政部长后，人们认为他的职务已经太高，不宜再担任原职，因此几个月后他改任议员，并被任命为最高行政事务诉讼法院的三个审议机构之一的主席。1896年，他再次被任命为看守政府的财政部长，但1897年又回到最高行政事务诉讼法院。1900年，他又被任命为文官政府的财政部长。他不同意政府通过的大规模增加军费支出的计划，认为此举势必威胁财政的稳定性，于1904年辞职，文官政府也同时倒台。接着，又有其他职位，其中包括要他担任中央银行行长的职位，当时这是政府中最大的肥缺，但他拒绝了，而改就维也纳大学为他特设的教授席位。庞巴维克与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他于1902年继承了门格尔的教授席位），欧根·冯·菲利普维奇（Eugen von Philppovich）一起，讲授经济理论并举办一个讨论会。这个讨论会吸引了许多有才华的学生，如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奥托·鲍尔（Otto Bauer）、路德维希·冯·密塞斯（Ludwig von Mises）、埃米尔·莱德勒（Emil Lederer）和理查德·冯·施特里格尔（Richard von Strigl）。但是，庞巴维克并没有从此回到平静的学者生活。1902年，他当选为奥地利科学院院士，1911年当选为副院长，1911年当选为院长。 1895年他担任枢密顾问，1899年担任奥地利上议院议员。另外还不时接受政府其他各种任命。他在作为奥地利官方代表去瑞士参加卡内基基金会会议的途中得病，曾想在蒂罗尔的拉顿保格—克拉姆萨赫恢复健康，但1914年在那里逝世。

庞巴维克既是一名公务员，又是个学者。在晚年，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当时仍是一个强国的奥地利的政界，他都是一位元老。作为一位政府官员和经济政策制订者，他是极其成功的。但今天人们还记得他，主要是由于他对经济理论的贡献。他的《资本和利息》已成为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虽然它在结构和表述上都有缺陷。该书第一版匆匆写成。在他生前的第二、第三版中，庞巴维克过于认真细致地几乎对每一个批评作出了反应，增加了许多材料，使该书由两个薄本变成了三厚卷，但是他一直没有找到时间来重新思考全书的结构。他对批评意见的关注是由于他的气质和当时所处的环境使然。庞巴维克有一个律师的头脑，他觉得除了用需要严格区分的、互不连贯的范畴或“案例”来进行思维外，很难有别的思维方法；他没有使自己的思维适应于一种连续统，其中，事物不能截然分开而是逐渐转化的。而且，他是在德国历史学派占统治地位和完全反对理论化的环境中著述，他觉得不能不和批评意见展开争论，并且必须明确分歧之点以便于讨论。结果，庞巴维克不幸蒙上了一个爱好诡辩而气量狭小的争论家的名声。这就使他的贡献（尽管在某些方面还不完善）受到了不应有的挑剔。

庞巴维克理论工作的核心是他提出了时差的价值、资本和利息理论。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经济学老师们。门格尔在维也纳大学的前任A·E·F·谢夫勒（Schǎffle）似乎使庞巴维克相信，为了从理论高度对当时最迫切的作为经济政策难题的社会问题作出反应，很有必要发展一套令人满意的分配理论（谢夫勒，1870年）。卡尔·克尼斯则使他关注资本理论问题和马克思的著作。最后，卡尔·门格尔为庞巴维克创立自己的理论开了个头。

在他的《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年）中，门格尔提出了没有时间因素的价值、配置和交换理论。在对这一理论的阐释和发展中，庞巴维克（1886年）十分强调其中的两个方面：首先，消费者行为和生产者行为大不相同，因为生产是迂回的过程，必然要花费时间，只有消费者才能直接对商品评价，生产者则只能在推测消费者评价的基础上间接评价商品；其次，在这两种情形下，对一种商品的评价包含着这种商品对评价者的边际效用以及他的收入的边际效用。用庞巴维克的惯用语来说，评价就是影子价格或成反比的需求表、这个需求表反映评价者根据他的偏好和收入而定的最适度的商品分配情况。

在这种成反比的需求表基础上，很容易说明一种商品的市场价格不可能低于“最后的”的买主准备支付的最低价格，也不可能高于“最后”的卖主要求的最高价格。这里所谓“最后的”卖主是指这个卖主的开价低得足以防止任何其他卖主卖货给“最后的”买主；而“最后的”买主是指这个买主的出价高得足以阻止任何其他买主从“最后的”卖主那里买货。这个定义虽然复杂，但适合于包括不可分割的商品在内的一切商品，庞巴维克出于这个或那个原因认为这样定义是恰当的。

庞巴维克还进一步提炼了门格尔对分配问题的分析，从而发挥了门格尔的创见。他指出投入品的价值是如何通过倒推法来评价的，即在投入品帮助生产的商品价值中，如何倒推出这些投入品应占的适当份额。实际上，这等于J·H·冯·屠能（J．H．von、Thǔnen）所奠定的边际生产力理论，但又在奥地利学派关于投入品有限替代性和有限可分性假定下作了变通。

庞巴维克（1889年）从无时间因素交换引出有时间因素交换的价格形成理论，他假定当事人不仅评价和交换现在存在的商品，而且评价和交换他们主观上确定的对将来商品的预期。在他1881年发表的商品理论中，已经用令人惊奇的现代形式指出这样的预期确实存在，以及如何对它们加以评价，如果进一步假定存在一个市场，其中现有的商品可以与对未来商品的主观预期相交换，那么上述应用于没有时间因素的交换的论证，同样可以应用于时差的交换。庞巴维克分两步证明这一点，首先考虑一个没有生产的纯交换经济，再分析一个有生产的交换经济。

在一个纯交换的经济中，所有的经济行为者都是消费者。庞巴维克认为，他们的成反比的需求表对每一个经济行为者来说都隐含着一个主观的利息率，在他的时间偏好和预期的将来收入为已知的情况下，他准备按这个利率用他对未来商品的主观上肯定的预期，来交换同量的现货。庞巴维克相信他们一般会显示出正数的时间偏好，即对现货的评价一般要比对未来相同商品的主观上肯定的预期为高。他曾列举三个理由说明。上述论断就包含在头两条理由中。第一条理由假定，由于人们预期将来的收入要提高，收入的边际效用在计划期内将呈现递减的趋势。第二个理由假定，由于心理原因，例如人生有限，一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一般将随着得到它以前的时间间隔的延长而下降。由于这两个假定曾引起许多争论，这里应该立即加以说明的是，庞巴维克认为它们只是一些可以检验的假定，虽然他相信其符合事实，但也不排除例外。如果这些假定适合于所有的人，他们的主观利率将永远是正数，市场利率也永远是正数。只要大多数人按照这种假定行事，市场利率仍为正数。庞巴维克承认，并非所有人都按他的假定行事，但作为一种经验规律，他们几乎总是如此；即使他们不是如此，他的理论仍然适用，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利率就不是正数。因此必须注意，庞巴维克的论证确定了在一个纯粹的时差的交换经济中，存在着一个（市场）利率，同时认定这个利率高低的决定因素是现在与将来商品的需求与供给的相对强度，正如经济行为者成反比的需求表所显示的那样。当然，这里指的是商品的利率，它们并不必然展示任何特殊的时间结构；不同类商品的利率也不总是一致的。上述两种性质的成立，需要进一步假定所有的商品都存在时际的市场，而且至少部分经济行为者准备从事套利活动（纳蒂（Nuti），1974年）。庞巴维克没有明确地作出这些假定，但他在论证时似乎认为这两点是不成问题的。还需要注意，庞巴维克在这个纯交换经济的模型中，是把利率看成是时际交换价格结构的一个属性，而不是当做某种事物的特定价格，例如节欲、货币的增殖能力、等待的报偿等等。

为了将上述纯交换模型扩展为包含生产的交换经济模型，庞巴维克认为生产者也和消费者一样有时际的成反比的需求表。在他的第三条“理由”中，他假定生产者由于技术原因而低估将来商品的价值。这些论断是他从对生产性质的分析和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导出的。他假定生产是迂回的，它依靠生产过程之内的资本品，将不是生产出来的或“原始的”生产要素转换成可消费的产品。由于有些资本品是耐久的，故生产要花费时间。庞巴维克十分强调资本品的异质性和特殊性。他也否认各种资本品可以按实物单位合计成总资本存量。他认为只有先进行估价，而后才能相加。他采用前瞻法来衡量资本的价值，其中耐用资本品以它们提供的服务的现值来评价。他事实上把这种过程普及于所有耐用商品，说明它们的评价都包含着一个主观利率，而当耐用品在市场上交易时，这个利率即趋于相等。

把生产看成迂回的过程，使庞巴维克假定的生产中使用的不同资本品的数量与一特定数量的非经生产的投入品之间形成消费品消耗之前的时间中，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他将这种对应关系具体化为生产周期的概念。他将生产周期定义为一单位产品的生产所要求的各种非经生产的投入品停留在生产过程中的平均时间。这个定义是一个错误，使他不只一次地陷入困境，并且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为了绕过这些争论提出的所有麻烦，须假定我们可以把生产周期定义为一个不依赖于要素价格的特定生产系统的技术特征；并进一步假定（跟着庞巴维克）生产周期可以这样用来对不同的生产方法排列次序，把有较长生产周期的生产方法说成是更加资本密集的方式；更具体地说可以假定一个时际的生产函数，该函数对一单位产出而言只有上述的生产周期，而且呈现递减的而非均匀的收益。

在上述基础上，庞巴维克制定了生产者行为的理论，认为竞争迫使生产者选择能生产足够的产品以支付生产成本的生产方法。庞巴维克指出，这隐含着一种不完全的关于原始要素定价的边际生产力学说，因此也意味着正的边际准地租的存在。他还指出，这种构想包含着成反比的资本品需求表，对每一生产周期，它在给定要素价格下确定一个利润最大化的利率。在分析这一点时，庞巴维克假定一个经济体系的资本存量是给定的，并论证使利润最大化的利润率可以借助于该假定而决定。以上观点虽然有正确的一面，但也有错误的一面，结果又被人抓住把柄，并引起了许多争论（加雷格纳里（Garegnani），1960年）。在庞巴维克的理论结构中，与任何生产方法相联系的资本存量的价值是一个内生变量，正如他在其他地方所意识到的一样。其实这个假定是不必要的。这里只需说明，如果一种花费时间的迂回生产方法正被采用，在竞争条件下的单个生产者将会被迫恰好支付他所使用的投入品贴现的边际价值，既不多也不少。转化为产品价格，这意味着他低估了将来的产品价格。这正是庞巴维克的“第三条理由”；技术基础也就是实际使用的生产方法。需要注意的是，与其说它是一个假定或经验规律，倒不如说它是一种均衡条件。

庞巴维克既已确定了生产者行为可以由导出的包含正的时间偏好的成反比的需求表来描述，他进而继续在一个相当于宏观经济一般均衡模型中，探讨市场利率是怎样决定的。他的注意力集中在现货市场以及未来产品所有权的市场。他认为现货市场上的供给由过去的决策决定；所有未来的供给同样也由现已开始生产的产品来决定。现有产品的需求来自消费者，但如果消费者节省部分不用，需求将不能吸收全部供给。这些省下来的产品一部分将被其他的消费者接受，他们把未来产品的所有权拿来作为交换条件，这种交易就是消费贷款，而且据庞巴维克的假定，很可能包含一个正利率；另一部分将被生产者接受，也以未来产品的所有权作交换，这些生产者将使用它购买更多的非经生产的投入，以便扩大生产规模。由于庞巴维克假定这些非经生产的原始要素是一定的，这将提高要素价格和引起生产方法的变化（因为只有生产更多的产品，才能承受较高的要素价格）。因此，为了生产目的而以贷款形式出现的净储蓄，意味着生产方法的变化，据庞巴维克的假定，这又意味着资本密度增加。上述两类交易共同决定市场利率：一方面，市场利率由正的时间偏好概念所概括的时际的消费者行为所决定，并以时际偏好和预期的时际收入分配为基础；另一。方面，又由生产周期及其延长所带来的边际产品所概括的时际的生产者行为所决定，并以迂回生产方法的时际结构为基础。或者用庞巴维克的话来说，市场利率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对现在和未来产品的相对评价来决定。据他的假定，该利率为正数。

在有些段落中，庞巴维克认为他的模型所决定的利率等于生产周期延长的边际产品。这给人造成一个印象，即他所做的不过是用更迂回的方法证实杰文斯（Jevons；1871，第七章）已经阐明的东西。但是，在另一些段落中，庞巴维克似乎意识到生产方法的变化影响到它所要求的资本品价值也要变化，并且这些威克塞尔（wicksell）（或重估）效应意味着利率低于生产周期延长的边际产品。庞巴维克由于引进了一个生存基金的概念而模糊了自己的论点，使人觉得他的理论不过是翻新的工资基金理论。可是．他的这些以及其他不恰当的表述都不应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他的论点的核心是作为一种时际价格结构特点的利息率的决定过程，而这个结构又是时际价值论和消费与生产之间的时配所决定的。

庞巴维克的模型有意识地是指一个静止状态，因为他曾企图说明，利率与静态以及非静态之下的资源有效配置都有些关系。在他考虑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并证明它和资本主义经济同样需要一个正的利率时，这一点表现得最为明显。可是，在他对储蓄增加和技术进步效应的一个有趣的比较静态分析中，他确实考虑过非静态的情况。在静态下他得出正利率的结论，当然是由于他的假定，这个结论与熊彼特1912年的论点并不矛盾，后者所根据的模型与此有些不大相同（参见庞巴维克1913年对这些差别的讨论）。

前面几页所概述的庞巴维克的理论，在他1889年出版的《资本实证论》中得到发挥。这本书的前言是他1884年写的《利息理论的历史和批判》，文中他以批评的态度检验了早期的（在以后的版本中也检验了同时代的）有关利率的解释。本书的目的常被误解。它并不是一部利率理论的历史，旨在充分修正前人的错误，也不是为了显示他自己的观点与前人不同之处，而是一个“否定性的理论”（埃奇沃思（Edgeworth）），即试图全面考察他自己理论结构的一砖一瓦，并且指出一种完善的理论所需避免的失误。当然，不可否认这本书有时过于吹毛求疵。因此，庞巴维克再三指出，不能说边际生产力的考虑决定利率，却没有加上一句：在更完整的解释中这些考虑仍然要起作用。当他讨论节欲或更一般的时际偏好时，同样也出现过这种疏忽。

庞巴维克从其阐述中得出一个结论：利率的存在并非由于剥削。很显然，依他的方法，只有生产是瞬间完成的，工人才能得到全部劳动产品。只要生产是迂回的，工人们在其参加生产的产品价值中所得份额的现值，就必然比生产是瞬间完成时为低，这当然是由于资本的存在。但庞巴维克说，不论谁拥有这些资本品，利率都必须照付。这一点也是他对马克思经济学批评的要旨（1896年），他把劳动价值论当做全部错误的基础。除了谢夫勒和克尼斯之外，庞巴维克是从学术上探讨马克思经济学的第一个经济学家。但他始终看不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批评，这一点十分奇怪。尽管他的批评引起了他的学生希法亭相当长的反驳（1904年），但它影响很大，直到本世纪50年代它仍然是同类文献中在理论分析方面最大的成就（参见斯威齐（Sweezy），1949年）。

庞巴维克对经济现象的专心致志还可以从他对经济力量在市场上的作用的讨论（1914年）中明显地看出。他认为从短期看经济力量可以造成经济偏离经济因素所决定的状态，但在长期中这种状态会占优势。在这里他再次忽视了经济力量的变化可能改变经济因素运行的环境。

庞巴维克著作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但它的冗长和技术上的缺陷却使人们难以接受，也给各种批评留下许多破绽。实质上，庞巴维克把新古典经济理论和古典经济理论的因素综合在一起。他的理论的新古典方面体现在他对理性经济行为及其对商品的供求、市场定价、导致市场均衡的力量以及不同市场间的相互作用的影响的关注；反之，古典主义的思路则体现在他对生产的分析中。不管庞巴维克怎么否认信奉古典的成本价值论，他对生产以及资本和时间在生产中的作用的看法，都打上了李嘉图传统的烙印。

庞巴维克理论的新古典成份，特别是他对时际的消费者行为的分析，被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所继承（1907年，1930年），并发展成基于时差偏好概念（费雪把它转化为效用函数的一个特征）和投资机会概念的利息理论。费雷不是推导而是假定了这一点，因此剔除了庞巴维克对生产以及资本在其中的作用的分析。在这种形式下对时际的分配问题的深入见解，一般公认是庞巴维克所没有提到的。这就使庞巴维克的时际交换理论变成了正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遗产的一部分。

庞巴维克模型中比较古典主义的部分为威克塞尔所继承和发挥（1893年，1901年）。为了脱掉它的古典主义外衣，威克塞尔把它转化为边际生产力的利率理论。但是他遇到了困难，不仅在对生产周期的恰当定义上，而且因为他忽视了庞巴维克关于时际消费者行为不得不说的话，这就迫使他假定一个给定的资本存量以便完成他的模型。威克塞尔所使用的是那时已成为标准的新古典主义的把资本作为价值量的概念，也就是J·B·克拉克（J．B．Clark，1899年）曾经建议而为庞巴维克所反对（确有理由）的那种做法（参见亨宁斯（Hennings），1986年b）。不久以后被归咎于庞巴维克本人的这一论点的缺陷很快就被人们指出来了（参见卡斯尔（Cassel），1903年和加雷格纳里，1960年）。尽管如此，威克塞尔的解释还是成了奥地利学派的资本和利息理论的标准解释（卢茨（Lutz），1956年；多尔夫曼（Dorfman），1959年 a，1959年b；赫什利弗（Hirshleifer），1967年）。

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家们曾多次试图重新系统地阐述庞巴维克的理论，使之成为短期经济行为理论的基础，尤其是哈耶克（Hayek，1931年，1939年),也有希克斯（Hicks，1967年）。这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其中特别是庞巴维克论点的资本理论基础受到检验并被发现根据不足（卡尔多（Kaldor），1947年和雷茨（Reetz),1971年，）。有些经济学家试图重建庞巴维克的理论（欧根（Eucken），1934年；施特里格尔(Strigl), 1934年), 但是遇到了生产周期如何定义这个主要障碍。与此同时，哈耶克与奈特（Knight）之间在略有不同的水平上重复了庞巴维克和克拉克之间关于资本概念的论争。最后，哈耶克（1941年）做出了一个重要尝试来克服论争中出现的困难，并且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他的贡献最终证明并不能使人信服。他没有克服的主要困难在于庞巴维克的构想经不起动态分析，这正是因为他的古典主义的、宏观分析生产和资本作用的方法需要一种均衡分析法，从而不能为讨论非均衡的生产者行为及其动态学提供一个合适的基础。

新近对庞巴维克论点的争论结果强调了它的静态特征（魏扎克（Weizǎcker），1971年；费伯（Faber），1979年），但实际上不过是根据现代资本理论对庞巴维克理论的某些方面加以准确的阐释而已。与此不同，希克斯（1973年）对保存庞巴维克关于生产和资本理论的某些突出贡献，尤其是强调时间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这一点，作出了创新性的尝试。他使用现代理论框架，再一次试图进行一种动态分析（见贝洛克（Belloc），1980年；或马尼昂·德·博尔尼耶（Magnan de Bornier),1980年）。这种分析着重于从一种静态向另一种静态“转移”的概念，即是一种比30年代所考虑的更为长远的经济动态学。这是一个大有希望的途径，同时也证明庞巴维克的思想是多么富有生命力。

庞巴维克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其全部重要意义过去尚未被人们觉察，那就是如果生产是一个迂回的过程，利率在最优生产方法选择中起什么作用，以及在一种认真考虑了无法以实物单位把资本品相加的理论中怎样确定利率。庞巴维克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并非没有问题，但是不管经济理论已经前进了多远，庞巴维克的部分论点仍然是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包括他对市场价格形成尤其是那些不可分的、或有限可分的商品的市场价格形成的探讨；对时间偏好的分析；对时际交换的分析；对利率不过是时际价格结构的一个特性的证明。他关于生产周期的定义被证明是个死胡同，但是他对时间在生产中的作用的分析所提供的可能性，至今似乎还没有被全部利用。

最后，庞巴维克对总资本概念的价值内容及其含义的强调，直到最近才能认为是一种具有创见的贡献。庞巴维克也许不能达到李嘉图（Ricardo）或马克思那样的地位，但他的思想的生命力仍然使他跻身于伟大的经济学家的行列。

徐长生 译 孙鸿敞 校

摘自《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柏姆－巴维克，Eugen von B□hm-Bawerk (1851～1914)

作者：纪明山 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

奥地利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早年曾经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法律，毕业后到奥地利政府供职。曾与其同学 F.von维塞尔一起去德国海德堡、耶拿、莱比锡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1881～1889年,任因斯布鲁克大学教授。1889年供职于奥匈帝国财政部。 1895、1897、1900年，三次任奥匈帝国财政大臣。1905～1914年任维也纳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1911年被选为维也纳科学院院长。

　　主要著作　有《经济财货价值理论纲要》（1886）；二卷本的《资本与资本利息》，第一卷为《资本利息理论的历史和批判》（1884），第二卷为《资本实证论》(1889)；还有《马克思体系的终结》(1896)。在这些著作中，用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来否定和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奥地利学派中,柏姆－巴维克对边际效用学说阐述得最系统最完整，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影响也最大。

　　经济理论　柏姆－巴维克在《资本利息理论的历史和批判》一书中，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各种利息、利润学说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批判，凡是涉及价值、利息、利润同劳动和生产过程稍有联系的观点，都加以贬斥和否定,只是对N.W.西尼尔（1790～1864）的“节欲论”稍有例外，批判矛头则主要指向K.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批判”了各家之说以后，柏姆－巴维克在《资本实证论》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他自己的经济理论,建立了一个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基础、以“时差利息论”为核心的理论体系。他在《马克思体系的终结》一书中，全面攻击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特别是攻击当时刚出版不久的《资本论》第三卷同第一卷即生产价格同价值论之间的所谓“矛盾”，宣称马克思主义体系因此而陷于“崩溃”。

　　柏姆－巴维克从抽象、孤立的个人欲望出发，比 C.门格尔更系统更全面地论述了边际效用价值论。照他的解释，物品的价值是由物品的效用和稀少性决定的，是对一定数量物品在满足欲望时所具有的效用进行主观评价的结果；价值量的大小决定于物品在满足人的最后和最不重要的欲望时所具有的效用即边际效用；不能直接满足欲望的生产资料的价值，间接地由它们所生产的最终消费品的边际效用来决定；物品的客观价值即市场价格是在自由竞争条件下，买卖双方对物品的主观评价相均衡的结果。柏姆 -巴维克进一步发挥了门格尔关于一种物品的价值决定于该物品在满足人的最后欲望时所具有效用的观点，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物品的价值往往不是由它们本身的边际效用，而是由买进或生产的其他代替品的“代替效用”决定的。在一批同类物品总价值的计算上，柏姆－巴维克不同于维塞尔，后者认为总价值等于边际效用与物品单位数的乘积，而柏姆－巴维克则认为总价值等于物品各单位效用的总和。柏姆－巴维克还在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基础上，用人的主观评价和时间因素相结合，提出所谓“时差利息论”。他认为，人们有重视现在、轻视未来的心理，对现在物品即消费资料的评价比同种类同数量的未来物品即生产资料（包括劳动）的评价高,因而前者的价值大于后者的价值,其间的差额构成“时差利息”。

　　边际效用价值论和时差利息论割断了价值、利息、利润同劳动之间的联系，完全抹煞了这些经济范畴的客观性、历史性以及它们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实质，否认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的剥削，“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自然性、合理性和永恒性。

　　柏姆－巴维克的经济理论曾在资本主义世界风靡一时。他的基本理论观点，被其后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者们沿袭和发挥，至今仍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有着较广泛的影响。

奥地利经济学派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伊斯雷尔·M·柯兹纳（Israel M．Kinner）

一般认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形成始于1871年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经济学原理》的发表。当时还是个公务员的门格尔也因此书而成为维也纳大学的一名青年教师。经担任数年鲁道夫（Rudolph）王储的私人教师和旅伴后，他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的教授。两位更年轻的经济学家，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ǒhm-Bawerk）和弗里德里克·冯·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虽非门格尔的学生，却成为门格尔这本成名之作新观点的热情支持者。在19世纪80年代，由于这两位追随者和门格尔一些学生不遗余力写作，特别是由于门格尔本人发表了一本有关方法论的著作，门格尔及其追随者的观点引起了国际经济学界的重视。至此，奥地利学派已成为一个公认的实体。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的一些著作被译成了英语；1890年《美国政治及社会科学学会年刊》的编辑们一再要求庞巴维克撰文阐述这一新学派的思想。下文力求对奥地利学派的历史作简要回顾，着重介绍（1）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2）该学派的核心观点；（3）该学派及其观点与其他主要经济学流派之间的关系；（4）目前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有关系的各种学说及观念。

奥地利学派奠基人

在经济思想史上，门格尔1871年的著作与杰文斯（Jevons） 187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瓦尔拉（Walras）1874年发表的《纯政治经济学要义》，都被认为是“边际主义革命”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多数情况下，思想史学家所强调的，是门格尔著作中与杰文斯和瓦尔拉相同的一些特征。近年来，特别是W·贾菲（W．Jaffé，1976年）的论文发表后，学术界的注意力开始转向门格尔思想中与他同代人不同之处。一系列最新的研究，如W·格拉斯尔（W．Grassl）和B·史密斯（B.Smith），（1986 年），则将门格尔及早期奥地利经济学家的独特思想与19世纪后期奥地利更为广阔的思潮和哲学思想联系起来了。

门格尔著作的锋芒所向毫不含糊。他的《原理》着力于重建经济科学的基础，即在保留经济学抽象与理论特色的同时，对价值与价格提出一种与古典派学说截然相反的理解。古典派经济学家们认为，价值受以往资源成本的支配；门格尔则认为，价值是对今后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实用性的判断。门格尔的著作虽是奉献给德国和奥地利说德语的学术界的，但它在方法、风格乃至本质上，都与当时德国各大学的研究大相径庭。后者的研究虽也尖锐批评古典经济学，但它抨击的是其理论特征，其主张主要是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在门格尔著作发表时，以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为首的新历史学派正开始取代以罗雪尔（Rosoher）、克尼斯（Knies）和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为首的旧历史学派。年方31岁的奥地利公务员门格尔显得小心翼翼，尽量不与德国经济学界冲撞。事实上，他以“恭敬之心”将《原理》一书题献给罗雪尔，并“作为一个奥地利伙伴的友好问候以及作为对德国慷慨恩赐我们奥地利人以科学启迪的菲薄报答……”（门格尔，1871年，前言）。门格尔显然希望人们会认为他的理论创新证实了德国学者从历史研究中得出的结论，献出一种新的经济学以取代备受怀疑的英国正统古典学说。

但门格尔注定要大失所望。德国经济学家对他的著作不屑一顾。即便一些德语学术刊物注意到它，也是或被完全曲解，或被一笔带过。在《原理》出版后整整10年中，门格尔完全是孤立的；当时不存在什么奥地利“学派”。19世纪80年代，当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热情洋溢的著作开始问世时，这一新学说虽被冠以“奥地利学派”的称号，但与其说是一种尊称，倒不如说是傲慢的德国经济学家对它的蔑视（L·密塞斯（L．Mises），1969年，第40页）。在门格尔发表了有关方法论的著作（门格尔，1883年），向历史分析研究法提出挑战后，奥、德学者间的裂痕大大加深了。门格尔1871年的著作在德国受到冷遇，这使他确信只有正面抨击历史学派才能拯救德国经济学，他显然是为此而撰写此书的。此书引起的激烈的方法论之争，通常（但不总是，参见博斯塔夫（Bostaph，1978年）被经济史学家们认为是学术精力的可悲浪费。然而，这次恶言相交的学术论战肯定有助于国际经济学界注意到奥地利学派的存在，并把他们视为一伙赤诚的经济学家，他们提出了大量令人振奋的理论观点，补充和加强了新生的边际主义文献，深刻地修正了当时仍占统治地位的古典价值理论。庞巴维克、维塞尔、J·科摩琴斯基（J．Komorzynski）和 R·朱克坎德（R．Zuckerkand）等人的著作，详尽阐述或探讨了门格尔在价值、成本与价格方面的核心思想和主观主义观点。V·马塔亚（V.Mataja）、格罗斯（Gross）、萨克斯（Sax）以及R·迈耶（R．Meyer）等人，则提供了有关纯利润理论及其在财政理论上应用的著作。维也纳大学教授E·菲利波维奇（E.Philippovich）虽然较为赞赏德国学派的贡献，但他广为使用的教科书在讲德语的学生中起到了传播奥地利学派边际效用理论的重要作用。

与杰文斯及瓦尔拉的研究方法一样，早期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对价值和价格理论的贡献，既强调边际主义，又强调效用。但一些重大的差别使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与其他早期边际主义理论分道扬镳。奥地利学派没有试图用数学方法表达他们的学说，因此，他们的边际概念与杰文斯和瓦尔拉的多少有点差别。对后者和后来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家来说，一个变量的边际价值是指“整个”变量的瞬间变化率。但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却故意采用了离散变量（K·门格尔（K．Menger），1973年）。更重要的是，边际效用概念及其递减的观念对奥地利学者来说并不是指心理满足本身，而是这类满足依次的边际“评定”（麦克库洛赫（McCulloch，1977年）。总之，正如E·施特赖斯勒（E．Streissler，1972年）所极力主张的，对奥地利学派来说，“边际效用”中重要的不是前面的形容词（边际的），而是后面的名词（效用）。门格尔认为，他的理论显示了主观的“效用”考虑，在决定经济价值时，起到了独特的作用。价值并非如马歇尔经济学所说由主观的（效用）和客观的（有形成本）考虑“共同”决定的，而是由消费者行为（在既定的现有商品和（或）生产可能性的框架内起作用）“单独”决定的。对于门格尔，尤其是对于维塞尔（他的名字常与这方面的观点紧密联系在一起），成本只是一种为了获得更高的偏好效用而被有意牺牲的预期效用。在其他边际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人们几乎化了整整20年才认清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直接表明了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而门格尔至少能立即觉察这一本质。他的“订货率较高”（higher-order）商品理论强调了生产要素部门的经济特征和价值是如何完全地从消费者对消费品的评价中得出的，而订货率较高的商品最终将促使消费品的出现。庞巴维克的贡献不仅阐发和传播了门格尔的基本主观价值论，最杰出的还是他的资本与利息的理论。在学术生涯早期，他发表了一部学术史上的巨著（庞巴维克，1884年），对以前所有的利息（或“剩余价值”或“正常利润”）理论作了包罗万象的评论。数年之后，他又发表了另一著作（庞巴维克，1889年），阐述了他自己的学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学派的声望至少部分来自这些著作。我们下面将会看到，一些后来的和当代的作者（如希克斯（Hicks），1973年；费伯（Faber），1979年；和豪斯曼（Hausman），1981年）都确信，庞巴维克的这些观点构成了奥地利学派的不朽贡献。另一些学者从门格尔反复受到的批评（熊彼特（Schumpeter），1954年，第 847页注 8）中得到提示，认为庞巴维克的资本与利息理论偏离了门格尔滥觞的奥地利学派传统内核，甚至与之有些矛盾（拉赫曼（Lachmann），1977年，第 27章）。不过．庞巴维克本人认为，他的资本与利息理论是基本主观价值论无懈可击的延伸。在消费者和生产者决策的分析中引进了时间因素后，庞巴维克发现有可能对利息现象作出解释。由于生产要耗费时间，由于精于计算的人总是有序地选择较早的收益而不是（本质相同的）较晚的收益，因此耗费资本的生产过程（即便将竞争的销蚀力量考虑在内）总是会将一部分现行产出让与先期就对耗时与迂回的生产过程作出投入的那些人。

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庞巴维克已是奥地利学派的杰出代表，而且主要是因为他的著作，马克思主义者把奥地利学派看成典型的资产阶级分子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想敌人（N·布哈林（N．Bukharin），1914年）。庞巴维克不仅提出自己的理论来解释利息“剩余”，使资本家的这一收入失去了任何剥削性，而且还有力地和无情地驳斥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理论。在1884年著作中，他系统地应用了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论，对马克思主义剥削理论基础的劳动学说进行了致命的批判。10年后，他耐心地但又无情地和毫不妥协地详细阐述了这一批判，剖析了那个断言，即马克思逝世后出版的《资本论》第3卷与构成第1卷基础的简单劳动学说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和奥地利学派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到1920—1940年的大战间年代，当时，奥地利学派的第三、四代传人密塞斯和哈耶克（Hayek）还与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就中央计划经济中的经济计算问题进行争论。

1903年，门格尔从维也纳大学的教授职位上退了下来，由维塞尔继承。人们公正地称：

“（维塞尔是）奥地利学派的中间人物：时间上处于中间，他所阐发的观点处于中间，他的才力也处于中间。换句话说，他既不是最杰出的天才，也不是要提到才能想起的人。……他有着最长的教学经历……”（见施特赖斯勒，1986年）。

维塞尔是门格尔价值理论的早期和多产的阐述者。他有关经济学的综合性论著总结了他毕生的贡献。（维塞尔：1914年）。该著作被一些人（但肯定不是所有人）赞誉为重要的成就。哈耶克（1968年）把这篇论著看成是个人成就，不是奥地利学派代表作。在第一次大战前的10年里，庞巴维克的学术讨论会（他当了几年奥地利财政部长后重新投入学术生涯时开始主持的）才是奥地利学派著名的学术中心。参加这个讨论会，此后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有约瑟夫·A·熊彼特和路德维希·冯·密塞斯，这两位在战前就发表了著作（熊彼特，1908年、密塞斯，1912年）。

第一次大战后的奥地利学派

第一次大战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处境与以前大不相同了。1914年，庞巴维克与世长辞。门格尔在退休后的长期隐居中，曾不时在校接待青年经济学家的来访，但他也于 1921年逝世了。虽然维塞尔一直从事教学工作，至 1926年去世，但学术中心已转向年轻一辈经济学家。其中突出的有庞巴维克的学生密塞斯和维塞尔的学生及教授职位继承人汉斯·迈耶（Hans Mayer) 。密塞斯只是维也纳大学（不领薪俸的）“特约”教师，从未真正取得过教授职位。他的学术影响主要在大学圈外（密塞斯，1978年，第9章）。在20年代，其他（在战前受教育）著名学者包括理查德·施特里格尔（Richard Strigl）、埃瓦尔德·沙梅斯（Ewald Schams）和莱奥·舍恩菲尔德（Leo Schonfeld）（以后还有伊利（Illy））。面对这些变化，奥地利学派传统得到了发扬光大。新的著作发表了，一大批年轻学者走在了前列，其中许多人在以后的数十年中成为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F·A·哈耶克、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奥斯卡·莫根施特恩（Oskar Morgenstern）和保罗·N·罗森斯坦-罗丹（Paul N．Rosenstein Rodan）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整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奥地利学派在两个相互交叉的团体里展开了热烈的经济学讨论。一个在维也纳大学以汉斯·迈耶为首，另一个聚集在密塞斯周围，在他的商会办公室举行著名的“私人讨论会”。密塞斯的讨论会不仅吸引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经济学家，也吸引了诸如费利克斯·考夫曼（Felix Kaufman）、艾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和埃里克·沃格林（Erik Voegelin）等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就是在这一时期，维也纳的学术热情对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种接触的极为重要的结果是罗宾斯1932年发表的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罗宾斯，1932年）。主要是通过这部著作，奥地利学派的好些基本观点被汇入了20世纪英美经济学的主流。1931年，罗宾斯邀请哈耶克去伦敦经济学院讲课，此后即受命主持该学院的图克讲座。

哈耶克来到伦敦促进了“奥地利学派”周期理论的发展，并使它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早在1912年，密塞斯就对该理论作过概述（密塞斯：1912年，第396 —404页）。该理论认为，经济周期的高涨阶段是因利率过低引起暂时性资源错置而造成的。而形成资源错置的，是生产者预期一部分公众愿意将消费推迟到与时间偏好的真实格局实际上相违背的程度，于是便发起新的生产过程。而继后放弃难以维持的生产项目就构成了周期的下降阶段。密塞斯强调，该理论来源于威克塞尔 (Wicksell）和更早的英国货币学派。事实上，密塞斯很难为这一理论被贴上奥地利学派标签提出申辩（密塞斯，1943年）。但正如他所看到的，这个理论已经牢牢地贴上了奥地利标签了。哈耶克热情阐述并广泛发展了这一理论（哈耶克：1931年、1933年及1939年），他还（通过这一理论）向英国公众介绍了庞巴维克资本学说的远见卓识，这无疑使这一发展完善的学说中留下了哈耶克自己的印记，并使经济学界认识到该理论是奥地利学派的重要贡献。鉴于所有这些发展，我们显然必须认定：从许多方面讲，30年代初期是奥地利学派对整个经济学界影响最大的时期，然而，这种辉煌的业绩却是短暂的。

事后作些思考不无裨益。这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同一个30年代初期，为什么和怎样成为决定奥地利学派命运的几乎是致命的转折点。在短短数年中，除了作为经济学派史上重要但已过去的一页，独树一帜的奥地利学派学说竟从经济学界销声匿迹了。虽然汉斯·迈耶在维也纳大学担任教授直至二次大战后，但那些曾聚集在密塞斯身边的杰出青年经济学家们不久便散伙了（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其中好些去了美国大学。1934年，密塞斯移居日内瓦，以后到了纽约。由于哈耶克去了伦敦，维也纳再也不是生机勃勃继承奥地利学派传统的中心。而且，该学派中的许多学者确信，奥地利学派的主要观点已被经济学主流成功地吸收。理论经济学优势地位的出现，以及历史学派和反理论学派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失势，无疑使奥地利学者相信他们已取得了最后胜利，因此没有必要再发展独立的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了。密塞斯在1932年说过的话道出了这层意思。在谈到通常把经济学理论分为三派，即：奥地利学派、英美学派和洛桑（Lausanne）学派时，密塞斯引用莫根施特恩的话强调说，这些学派的“不同在于他们表达相同观点的方法，他们的分野更多在于使用的术语和特殊的描述，而不在于学说的本质”（密塞斯，1933 年，第214页）。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以后，奥地利学派传统得到保存并发展，是值得和需要注意的，而这主要是通过密塞斯本人和哈耶克的工作。

弗里茨·马克卢普曾几次（马克卢普，1981年）列举二次大战前奥地利学派的6个主要观点。有充分的理由使人同意，这些观点确实表达了1932年时人们所理解的奥地利学派研究方法。这些观点是：（1）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请不要与政治上或思想意识上的个人主义混淆，而是指它主张经济现象的解释应该回到个人行为中去探寻）；（2）方法论上的主观主义（承认只有参考有关个人的知识、信念、知觉和期望，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3）边际主义（强调决策者所面临的数量的预期“变化”的重要性）；（4）效用（和边际效用递减）对需求和进而对市场价格的影响；（5）机会成本（承认影响决策的成本是指，为某一目的而使用生产要素时所放弃的最为重要的选择机会，而不是指已被放弃去选择其他目的之机会）；（6）消费和生产的时间结构（表明时间偏好和生产率的“迂回性”）。

不过，对上述观点作进一步评论似乎是适宜的。（1）大多数现代微观经济学都吸收了这6个观点，只是侧重程度各有不同，因此，（2）这6个观点证实了前面引证的莫根施特恩—密塞斯和哈耶克论断，即“所有”的经济学流派有共同基础。然而，（3）密塞斯和哈耶克后来的研究却暗示，这6个观点并没有“真正”全面概括奥地利学派。虽然，在当时（20世纪30年代早期）奥地利派学者中很少能证明奥地利学派还有其他观点，但在该学派的传统学说中事实上已隐含着这些看法，留待后人著作加以明确阐述。由此来看，（4）一些重要的“差别”使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理论有别于微观经济学的主流，特别是因为后者是在30年代之前发展起来的。说明这些区别有待密塞斯和哈耶克来阐述，这就使奥地利学派在经济学界仍保留其与众不同的“风貌”。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后期发展

汉斯·迈耶1932年撰文批评“功能价格理论”，并提倡使用“遗传因果”方法。这篇文章早就表明了在怎样理解经济学理论方面，奥地利学派与其他学派之间的差别。在此文中，迈耶批评价格均衡理论没有解释导致市场价格的行为“顺序”。要理解这一顺序，就必须理解构成这一顺序的行为的最初原因。根据密塞斯和哈耶克后来撰写的论著，有理由认为迈耶当时是一言中的，道出了奥地利学派思想中重要和与众不同的含义。但是，在本世纪20年代，奥地利学者本身（和研究他们著作的人，如L·罗宾斯）似乎都忽略了这一点。看来，发生在两次大战间隔时期的那次著名论战，即关于中央计划经济中经济计算可能性的争论，帮助哈耶克和密塞斯阐发了这一当时被忽略了的含义。仔细阅读一下这次论战的文献就会发现，密塞斯和哈耶克是在回击他们的论敌——“主流”均衡派的论点时，阐明了奥地利学派在理解市场时强调过程、学习和发现（拉维（Lavie），1985年）。

密塞斯曾说过，经济计算需要有价格提供指导；由于中央计划经济没有生产要素市场，所以不可能利用要素价格来指导。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和另一些学者反驳说，价格不一定仅指市场价格；由中央政府公布的被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经营者作为“参数”的非市场价格（就和企业理论中生产者在完全竞争的要素和产品市场上把价格作为参数一样），也可以指导经济计算。在驳斥这种说法时，哈耶克阐发了他对竞争性市场过程的解释，提出竞争性市场过程是利用分散信息的发现过程（见哈耶克，1949年，第2、4、5、7、8、9章）。在同一时期，密塞斯提出了基本相同的市场过程特征（他没有像哈耶克那样强调知识的作用，而是强调了在开放的不稳定的世界中企业家的行为（参见密塞斯，1940年和1949年）。根据密塞斯—哈耶克对市场过程理论的发展（并且承认这些发展揭示了早期奥地利学派传统理论中隐含的思想。见：柯兹纳（Kirzner），1985年，及贾菲，1976年），我们有理由在马克卢普提出的奥地利学派传统观点后面再加上下述几条：（7）市场（和竞争）是学习和发现过程；（8）个人决策是在不稳定环境中的一种选择行为（此处认定有关选择机会也是决策的一部分）。上述两个观点在奥地利学派的传统中得到了发展，并成为由密塞斯和哈耶克的著述而引起的对奥地利学派传统学说再度重视的中心问题。在最近几十年中，美国学者再度重视该学派的传统学说。


今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由于 1930年以后奥地利学派历史上这些多变的发展，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一词在当代经济学讨论中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含义。其中一些含义至少是部分重选的，另一些则至少是部分矛盾的。为了理清楚这些不同的理解，列举80年代赋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一些不同含义，不无裨益。因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目前的地位，不论是好是坏，完全是由时下这些理解体现的。

（1）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严格地讲，只是个历史名称。按此理解，奥地利学派只存在至30年代早期，以后，部分被微观经济学主流所吸收，部分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所取代。在很大程度上，今日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也持有这种观点。当今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完全了解早期奥地利学派，并引以自豪。晚近在奥地利举行的几次纪念大会和一些论著（希克斯和韦伯（Weber），1973 年；莱塞（Leser），1986年）都证明了这一点。但他们都把自己看成是整个专业经济学家群体的一份子。曾由门格尔、维塞尔和迈耶担任过的教授职位，现由埃里克·施特赖斯勒继承，他著作等身，学识渊博，深受奥地利学派传统的影响，其论著涉及了奥地利学派的众多方面及其代表人物（施特赖斯勒，1969 年、1972年、1973年、1986年）。

（2）对有些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是个定语，用来表达再度出现的对庞巴维克资本与利息学说的兴趣。这种复兴特别强调生产的时间尺度和生产率的迂回性。曾为此著书立说的学者有希克斯（1973年）伯恩霍尔茨（Bernholz，1971 年、1973年）、费伯（Faber，1979年〕和奥洛塞尔（Orosel，1981年）。这一派观点认为，“奥地利学派”一词与一般的门格尔主观主义传统不相干（如前述，该传统对庞巴维克的理论有所保留）。

（3）对于其他经济学家（和非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独特的方法论或特殊的经济学，倒不如说是政治和社会学说中的自由思想。这类观察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意味着崇尚自由市场。马克卢普（1982年）注意到（并部分赞同）对“奥地利学派”作如是观。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密塞斯论著的影响。密塞斯以鼓吹市场起因说而出名，同时他是无可争辩的奥地利学派学者。因此，他支持不受干预的市场经济的强硬政策主张，很自然地被认为是现代奥地利学派的核心思想。密塞斯在美国的主要追随者默里·N·罗思巴德（Murray N.Rothbard）的论著加强了这一看法，他也竭力主张和鼓吹自由主义。但是，另一些观察者会对如此定性奥地利学派提出疑问。虽然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奥地利学派的早期论著被认为是与马克思学派思想尖锐对立的，但总的来说该学派保持一种超政治的姿态。在该学派的奠基人中，维塞尔事实上明确赞同德国历史学派提出的干预主义的结论（维塞尔，1914年，第490页）。虽然密塞斯和哈耶克对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效率公然提出怀疑，他们也强调他们经济学的无价值（Wertfrei）特点。他们都认为，他们在政策方面的自由市场主张与信奉奥地利学派有联系，但并不是该学派的核心思想。

（4）对于经济学界的许多人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自1970年前后起，指的是对卡尔·门格尔以及早期奥地利学派思想，尤其是经米塞斯和哈耶克发展的那些思想再度出现的兴趣。这种兴趣主要出现在美国，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论著，主要包括默里·N·罗思巴德（1962年）、伊斯雷尔·何兹纳（Israel Kirzner，1973年）、杰拉尔德·P·奥德里斯科尔（Gerald P.O'Driscoll，1977年、1985年）、马里奥·J·里佐（Mario J．Rizzo，1985年）以及罗杰·W·加里森（Roger W．Garrison，1978年、1982年、1985年）的著作。这一派的目标是突出奥地利学派关于市场是一种过程的解释与主导现代经济学的均衡理论的不同之处。其结果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一词常常被理解为只有部分是准确的（见怀特（White），1979年，第 9页），拒不采用现代数学和经济计量技术。而规范经济学则主要因均衡为方向而广泛采用这些技术。现代奥地利学派中的这批经济学家（有时被称为新奥地利学派），确自认为早期传统的继承者。他们和主流新古典经济学一样赞赏市场有秩序的结果，但在理解这种结果实际是怎样取得时，又与新古典主义有分歧。正是由于这批学者的努力，早期奥地利学派的许多著作的原文和译文得到再版，在经济学界内外吸引了大批读者。

（5）另外，还有一种与上述看法稍有关系的含义也被人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联系起来了。这一观点强调经济决策的环境是极不确定的，因而它在一定程度上实际拒绝了许多已被接受的微观经济学理论。路德维格·拉赫曼，（1976年）指出，G·L·沙克尔（G．L．S．Shackle）的论著在这方面是奥地利学派（尤其是密塞斯的）主观主义最为忠实的发展。拉赫曼本人的论著（1973年、1977年、1986年）也顺着这条思想强调了个人选择和市场结果的不确定性。

这种思路意味着，对系统理论研究结论所可能具有的重要普遍意义持严重的怀疑。因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这一涵义便在一定程度上把它和赞同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研究方法的立场联系了起来。鉴于早期奥地利学派以反对这两种研究方法而闻名，可以想象，这种联系被许多观察家（尤其是主张继承奥地利经济学派主要传统的学者）认为是一种讽刺，甚或是荒谬的。

（较早的一篇有关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文章是由弗里德里克·A·哈耶克教授撰写的。他本人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的著名论著深深扎根于奥地利学派传统土壤。本文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得益于哈耶克教授那篇未完成论文和他对奥地利学派历史的大量研究中提出的独到见解和珍贵资料。在此谨表示衷心感谢）

沙临榆 译 戴炳然 刘同舜 校

摘自《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