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款利率下行的“底”在哪里？

龙听

继去年9月份大型银行集体下调存款利率之后，六大国有银行于6月8日再度同步下调存款利率。其中，活期存款利率从此前的0.25%下调至0.2%。2年期定期存款（整存整取，下同）利率下调10个基点至2.05%，3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下调15个基点至2.45%，5年定期存款利率下调15个基点至2.5%。这意味着商业银行执行利率将告别“3时代”。

实际上，自2022年以来，在商业银行净息差的收窄与居民存款的定期化共振之下，存款利率下行模式已然开启。国有大型银行率先行动，股份制银行紧紧跟随，城商行、农商行亦步亦趋。4月以来，中小银行在跟随补降定存利率的同时，在窗口指导下进一步下调了银行协定存款、通知存款自律上限。可以预见，六大国有银行此次下调存款利率之后，中小银行将跟进补降。

这无疑牵动了亿万存款人的神经，加剧了存款人对降息的焦虑。按照调整后的各档期存款利率，居民中长期定期存款利率将跑输无风险利率。其中，六大国有银行5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均降至2.5%，低于目前10年期国债利率水平（2.6507%）。而且老百姓购买国债并非易事。如何安放养老的“钱袋子”无疑成了许多人的烦心事。人们关注的重点或并非目前的存款利率有多低，而是存款利率跌跌不休、何处是底？

存款利率短期下调的驱动依然存在，在短期内仍有一定下调空间。

在既有的营利模式下，按照商业银行的惯性思维，定期利率特别是中长期定期存款利率继续下行或为大概率事件，因为商业银行本身既有内在驱动又面临净息差持续收窄的压力。

目前银行业面临较大的净息差下降压力。商业银行整体净息差自2022年一季度跌破2%之后，2023年一季度进一步收缩至1.744%。其中，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净息差分别缩减至1.693%、1.826%、1.63%和1.851%。这意味着银行从贷款和存款中赚取利润的空间进一步缩小。商业银行若力图维持现有的盈利水平、减缓利差收窄的步伐，无非需在资产端和负债端做文章。

在资产端，央行通过LPR利率下行推动金融机构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导向已非常明确。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让利实体经济的意识正不断增强，提高贷款利率显然不合时宜；而且，实体经济复苏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因素，银行资产端收益率受滚动重定价影响延续下行。另外，在稳楼市政策下，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已由2021年年末的5.63%降至今年一季度末的4.14%，降幅高达149BP，而且面临继续下调的压力。因此，通过提高贷款利率来扩大净息差显然不可能。

在负债端，优化负债结构、降低负债成本不仅是金融机构内在的驱动，也是监管层推动金融机构强化资产负债管理、防范流动性风险的要求。从因素分析的角度出发，存款定期化无疑是导致银行负债端成本承压、加剧净息差收窄的关键性因素，也必然成为商业银行“息差保卫战”的主要方向。据有关资料，上市银行整体定期存款占比已经从2021年年末的50.73%上升至2022年年末的53.73%。通过降低存款利率特别是中长期存款利率自然成为净息差日益收窄趋势下商业银行的一种强有力的内在驱动。

因此，降低存款利率已成为银行稳定净息差的共识和本能应对之策。下调长期存款利率，引导资金向中短期存款转移，不仅可直接推动银行负债成本的降低，而且有助于优化银行负债结构，有效防范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的流动性风险。据专家分析，若按照存贷款利率动态匹配的逻辑，存款平均利率相较于贷款利率的下行，仍有约20个基点的进一步降息空间。

实际上，从宏观层面看，存款利率下行或是一种监管层乐见其成的结果。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4月发布的《合格审慎评估实施办法（2023年修订版）》，实质就是为了缓解银行息差收窄的压力，引导银行合理降低存款利率，实际上也体现了“窗口指导”的要求。

存款利率持续下调合理未必合情。

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存款利率不可能无止境下调。作为金融资源，存款资源自身也必有其运行规律。这一点显然应该成为共识。尽管商业银行下调存款利率有其合理的因素，但若一味依赖于降低存款利率来维持既有的净息差水平，显然并不符合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理念。而且在强调银行净息差收窄压力增大的同时，忽视了存款人一方的感受和诉求，显然也不符合商业原则，不利于商业银行自身的长远发展。

一方面，依赖政策保护下的利差营利模式，未必是一种健康的、可持续的经营理念。甚至包含着惰性思维。

按照利率市场化的逻辑，净息差收窄是必然趋势。如果排除人为的、行政化因素（央行MPA考核），完全按照市场逻辑演进，那么在金融脱媒化背景下，利率市场化可以预见的一种利率运行态势应该是，存款利率作为稀缺资源的定价将在市场竞争中趋势向上；而贷款利率将在金融脱媒加剧、市场有效需求分化以及政策引导下趋势向下，至少在利率市场化初始阶段应该会是这样。

这意味着，在市场机制下，依靠降低存款利率以维持既有净息差水平的思维本身就不合逻辑。因此，承认净息差收缩的趋势性并通过优化资产负债管理来降低净息差对盈利能力的影响，应该是商业银行在经营思维上应有的转变。当然，与净息差收窄相对应的，本就是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下降带来的金融资本回报率的下降。因此，除了优化管理以节约成本支出外，根据产业资本利润率下行趋势来合理调减金融资本利率的预期目标，也应该是商业银行需要作出的艰难抉择。如果净息差下降注定不可逆转，那么商业银行调低自身的盈利目标应该是合乎理性的选择，而盈利目标下降将使得降薪顺其自然。相应地，适当、有步骤降低高管人员的高薪，应在情理之中，也符合当下监管的导向。

另一方面，忽视存款人的利益有悖于金融的基本逻辑，也是对存款人的一种不公。

理论上，存款人与银行之间存在典型的委托代理的契约关系。存款人将资金存入银行，实际上是将资金的所有权暂时让渡给银行使用，条件是获得合适的到期回报（利息收入）。在这里，存款人与银行之间实际上构成了一重借贷关系。既然是借贷关系，那么就应遵循借贷的基本原则，体现平等互利的市场交易规则。也就是说，逻辑上借贷资金价格（利率）的确定应该是在存款人与作为借贷中介的银行的协商结果，体现对双方利益的兼顾。至少，存款利率形成的背后应体现平等互利的借贷契约关系。

息差“保卫战”保卫的是银行的利润。但这本身充满了悖论，在实体经济举步维艰、回报率总体下降的情况下，银行凭什么还要维持、还能维持既有的盈利水平？当商业银行将降低存款利率视为对冲息差下降压力的时候，这种看似符合商业原则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非商业行为。其实质是将存款人的一部分利益转化为商业银行的利益，最终形成对商业银行高收入的支撑，这显然有失公允。

存款利率下行的“底”应该体现共富的精神。

商业银行推进共同富裕并非虚无的、抽象的，而是应体现在经营行为的全过程。是否真正在推进共同富裕，还是在做表面文章，或许不是看发放了多少贷款，支持了多少项目，而应看所有的政策举措是否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而不是相反。

共同富裕的理念是什么？显然不是削峰补谷、拉高就低，更不应以一部分群体补贴另一部分群体。换言之，一个群体收入的提升不应建立在对另一群体消减的基础之上。个体对个体如此，组织对个体同样如此。这恰与西方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不谋而合！

存款作为一种资本要素，本身也要追求作为一种借贷资本应有的回报。我们知道，银行借贷资本的回报从产业资本而来。那么，存款的回报率应该从银行借贷资本回报而来。体现的是一种资本回报的合理分配。银行赚得多了，逻辑上回馈给存款人（当然更主要的是回报股东）自然应该多；反之，应相应调减。

如果一味推动存款利率的下行，在通胀率上升的情况下，实际上是对存款人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的不公。因为，真正把资产主要配置在存款上、在乎存款利率的多为低收入阶层，即那些需要靠储蓄来养老的群体。也就是说，降低存款利率会动了这一群体的奶酪，降低他们养老的储备。这与共同富裕“提低扩中”的导向也是相悖的。

因此，无论从兼顾存款人利益、维护客户长远关系等角度出发，还是促进共同富裕出发，银行机构应更理性地面对利差收窄的趋势。既要通过优化管理、降低负债及经营成本，递减利差收窄的冲击，同时也要正视金融自身运行的规律、金融与经济的适应性，适时调整自身的经营战略、盈利目标。

文章来源：中国经营网

原标题：存款利率下行的“底”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