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7年下半年以来,全球金融风暴此起彼伏,接踵而至的是当前的世界经济衰退。目前看来,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还在加深,并没有多少复苏的征象。在近一两年世界金融风暴和经济衰退中,每当一些新的数据传出,经济学家和财经评论员们就纷纷对经济形势发表一些即时解读与判断。但是,令人诧异的是,到目前为止却很少有学者从基本理论层面努力去探索这场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深层原因,而大多数人只是停留在对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做一些表面的现象描述,或者凭借一些即时的调查数据对经济复苏的时间表做些随意的臆断和预期。自1979到1983年经济衰退以来,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经济已经经历了长达20余年的繁荣,以至于人们似乎在21世纪初淡忘了经济衰退这回事,因而对许多人来说,这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好像是突然而降。在既没有思想准备又缺乏深层理论解释的情况下,各国政府决策者在制定宏观政策时,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但左右摇摆,缺乏政策的连续性,甚至有些慌乱不已。
由于这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肇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到目前为止,国际国内经济学界和财经媒体人士也多从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来谈论目前这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在现象层面上,目前理论界和业界已达成的共识大致是:(1)美国过度的金融创新与金融自由化是导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2)前些年美国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放松和监管不力,金融市场中道德风险的上升,加剧了金融产品过度杠杆化的破坏程度;(3)随着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深化,一方面中产阶级的财富缩水,消费者信心下降,消费需求骤减;另一方面,企业家信心指数下降,信贷收缩,新增投资来源枯竭;最终金融危机通过投资和消费两个渠道导致了实体经济的衰退。按照上述这种现象的描述,这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的祸根全出在金融体系的问题上。现在的问题是:果真是如此?
在学界并没有从基本理论层面完全理清这场世界性经济衰退的深层原因的情况下,一波又一波全球金融风暴接连袭来,各国政府的政策决策者别无选择,全部一股脑地全部乞灵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面前,纷纷采取扩张性的赤字财政政策,并尽最大可能地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增大货币发行,以期用一些临时的宏观政策选项来刺激经济复苏。结果,自2008年以来,各国政府刺激经济复苏的猛药一剂接一剂,且一剂更比一剂猛,既不管短期是否有效,也不考虑长期的负面效应,只要能促使经济有一点复苏,又怎管它日后洪水滔天!
目前来看,虽然这次世界性的经济衰退还没及1929-1933年的大危机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破坏那样惨烈,但显然已经是自上次大危机以来影响范围最广泛和最深的一次。从这一点来看,比较这两次世界性经济衰退的相同和相异之处,从基本经济理论层面分析和梳理这两次大危机的原因和机理,对各国政府制定合宜的战略性经济复苏政策,显然是必要和必须的。基于这一考虑,重温1929-1933年大危机后人类思想界的一些大师对经济波动和商业周期的理论反思和解释,似乎不无教益。在有关经济危机和商业周期理论的思想遗产中,目前人们较多熟悉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理论,而对奥地利学派的传人罗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以及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 1883~1950)的商业周期理论,却至今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和重视。然而,在笔者看来,在理解和认识目前这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方面,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危机理论——尤其是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要比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危机理论,更发人深思,且有可能更有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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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第三次科技革命是人类近现代文明史上继蒸汽机技术革命和电力技术革命之后科技领域里的又一次重大飞跃。它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又涉及到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的一场广泛的科技革命。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冬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