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可以说Menger发展的主观论和边际论是有其根源的。有几位先驱者提示过这个思想。此外,大约在 Menger写作并出版他的著作的同时,William Stanley Jevons和Léon Walras也写作并出版了阐述边际效用的著作。虽然如此,无疑他的老师、朋友或同事都没有关注过激发Menger的兴趣的那些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我告诉他我们年轻的维也纳经济学家在非正式的但却是定期的聚会上讨论经济学理论的问题时,他说:“我在你这个年纪时,维也纳没人关心这些。”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不存在“奥地利学派”。只有Carl Menger。
Eugen von Böhm-Bawerk和Friedrich von Wieser从未跟随Menger学习过。他们在Menger作为私人讲师(Privat-Dozent)授课前就完成了在维也纳大学的学业。他们是通过研究《原理》向Menger学习的。当他们在德国的大学里特别是Heidelberg的Karl Knies的讨论班呆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回到了维也纳并且出版了他们的第一本书,然后他们分别应聘于Innsbruck大学和Prague大学。很快,一些参加过Menger的讨论班并且受到他的影响的更加年轻的人也加入进来。外国人开始称这些人为“奥地利人”。但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名称是后来才用的,是他们在1883年Menger的第二本书《社会科学方法论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Methode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insbesondere)出版后与历史学派的争论公开化时才使用的。
但是,当自由主义者摆脱了阻碍思想的镣铐,当他们取消了书报检查制度并且废止了宗教事物协议(concordat,即对教会承诺不发表违背基督教义的言论的协议——译者注)之后,优秀的知识分子们都聚集到维也纳来了。一些来自德国——例如哲学家Franz Brentano和律师兼哲学家Lorenz von Stein和Rudolf von Jhering——,但大多数来自奥地利省份;还有一些是维也纳本地人。这些人之间没有一致意见,他们的追随者之间也没有。前多明哥派修士 Brentano开创了一条最终导致Husserl的现象学的思路。Mach阐述了一种导致了Schlick、Carnap以及他们的“维也纳小组”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Breuer,Freud和Adler以一种完全不同于Krafft-Ebing和Wagner-Jauregg的方式解释了神经官能症现象。
奥地利“信仰与教育部”(Ministry of Worship and Instruction)对这些努力很不信任。从80年代早期,该部门的内阁部长和官员就是从最可靠的保守党人和敌视所有现代思想和政治制度的人中选择的。他们对在他们看来是“外国时尚”的东西只有鄙视。他们恨不得禁止大学接触这些新奇事物。
学术活动如此安排的后果就是教授会在学校的管理方面具有几乎无限的自治。经济学在大学的法学与社会科学学院(Rechts und staassenschaftliche Fakultäten)讲授。在大多数大学里有两个经济学教授职位。一旦出现空缺,一群律师——至多还有一位经济学家——将选择继任者。可见,决定是由非经济学家作出的。可以认为这些法学教授的动机是不怀恶意的。但是他们不是经济学家。他们必须在两个对立的学派——奥地利学派和德意志帝国的大学里讲授的所谓“现代的”历史学派——之间作出选择。即使没有政治和国家的偏见扰乱他们的判断,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对德意志帝国的大学教授们称为 “奥地利”的学派有所怀疑。从来没有什么新的思想方式起源于奥地利。奥地利的大学在1848年革命以后以德国大学的模式重新组织之前是一无所成的。对于不熟悉经济学的人而言,“奥地利”这个形容词用于一个学科使人立即想起反改革(the Counter-Reformation)和Metternich的黑暗时代。对于一个奥地利知识分子而言,没有什么比他的国家重新陷入过去的思想愚昧更大的灾难了。
Carl Menger, Wieser,和Böhm-Bawerk在方法之争在奥地利公众眼中作为“现代”科学与奥地利的“落后”之争出现之前就应聘于 Vienna, Prague和Innsbruck。他们的同事们对他们没有个人的敌意。但是只要可能,他们就试图把历史学派的人员从德国引入奥地利。那些世人所谓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在奥地利的大学里是多少有些勉强地被容忍的外来者。
在自由主义的伟大时代,法国和德国大学的更引人瞩目之处不仅是向新一代的专业人士提供圆满履行其职业所必需的教育。它们还是文化中心。它们的一些教师在全世界闻名并且受到敬仰。不仅拿学位的普通学生听它们的课程,而且许多在专业领域、工商界或者政治领域活跃的功成名就的人士也来听课——他们只希望获得思想的满足。这些外来者在技术意义上不是学生,他们聚集在——举例说——巴黎的Renan、Fustel de Coulanges和Bergson的课上,柏林的Hegel、Helmholtz、Mommsen和Treitschke的课上。受过教育的公众对学术界的工作有认真的兴趣。精英人士阅读教授们出版的书和杂志,参加他们的学术团体并且热切地关注会议上的讨论。
由于奥地利学派的创始者们最终得到了承认,在维也纳人们对经济学的问题有活跃的兴趣。这一兴趣使得本作者得以在1920年代组织私人讨论班(Privat-Seminar),建立经济学会(the Economic Association),成立奥地利工商业循环研究所(the Austrian Institute for Trade Cycle Research),后来更名为奥地利经济研究所(the Austri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私人讨论班与大学或任何其它机构毫无关系。一个月两次,一群学者,包括几位编外讲师,在我的奥地利商业部的办公室里聚会。大多数参与者都属于在第一次世界大国后开始学术研究的年龄段。另一些人年长一些。他们都因为对于人类行动科学(the sciences of human action)的全部领域的强烈兴趣集合到一起。他们争论哲学、认识论、经济学理论以及历史研究中的各种问题。私人研讨会于1934年我被任命为瑞士日内瓦的国际关系研究生院的国际经济关系教授时中断了。
除了Richard von Strigl——他的早逝不幸地终止了他卓越的科学生涯——和Ludwig Bettelheim-Gabillon——我们以后还要说到他——,私人讨论班的所有成员都在奥地利之外作为学者、著作者和教师找到了适合的领域继续他们的工作。
Böhm-Bawerk于1890年加入奥地利财政部。他曾两次在看守内阁短暂地做过财政部长。1900到1904年间他是Ernest von Körber内阁的财政部长。Böhm-Bawerk任职的原则是:严格地保持货币的法定含金量,以及不靠中央银行帮助的财政平衡。一位卓越的学者Ludwig Bettelheim-Gabillon计划写一本全面的著作分析Böhm-Bawerk在财政部的活动。不幸的是,纳粹杀害了作者并且毁了手稿。[4]
Wieser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奥地利内阁做过商业部长。然而,他的活动却受到了部里的一位官员 Richard Riedl的无所不在的权力——在Wieser当部长前已经有了的权力——的相当的制约。事实上只有次要的事情才归Wieser本人管。
[3] 参阅 Mises, Human Action. 3rd Edition(1966), pp. 716-861.
[4] 只有作者在“合并”之前发表的两章被保留了下来: "Böhm-Bawerk und die Brüsseler Zuckerkonvention"和"Böhm-Bawerk und die Konvertierung von Obligationen der einheitlichen Staatsschuld",Zeitschrift fur Nationalokonomie, Vol. VII and VIII (1936 and 1937).
但是,在19世纪上半叶的经济学家手里,对人类行为科学的基础的错误建构还没有走得那么远。他们研究经济学的知识论问题的努力当然完全失败了。但是,回头看来,我们可以说这场挫折是通向对问题的更加令人满意的解答的必要步骤。John Stuart Mill的对道德科学的方法的不成功的研究无意间暴露了一切支持对经济学的性质的经验主义解释的论据的无效性。
效用论的问题也同样严重。效用论的哲学在德国的大学不被容忍。两位杰出的德国效用论者中,Ludwig Feuerbach从未得到教职,而Rudolf von Jhering是罗马法的教师。两千多年来用于反对犬儒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误解又被社会科学的教授们在他们对英国经济学家的批评中重新提出。[2] 如果没有其它的东西使德国学者提出疑问,那他们仅仅由于Bentham和Mills曾对它做出过贡献也会诅咒经济学。
[1] 参阅Arthur F. Burns, The Frontiers of Economic Knowled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189.
[2] 后来类似的论据也被用于贬低实用主义。William James的箴言说实用主义的方法旨在发现每个词的“实际的货币价值”(Pragmatism, 1907, p. 53)被人们引述来表明“美元哲学”的低劣。
1870年战争爆发时,最杰出的德国科学家 Emil du Bois-Reymond夸口说柏林大学是“Hohenzollern王朝的思想卫士”。这对于自然科学没有什么意义。但它对于人类行为科学却有非常清楚和明确的意义。历史和社会科学(Staassenschaften,即政治科学,包括经济和金融)的教授们知道他们的政权需要他们做什么。他们照单供货。
从1作者: 龙听 时间: 2010-4-1 16:32
882到1907年,Friedrich Althoff在Prussia教育部负责大学事物。他以独裁方式统治大学。由于Prussia有最多的待遇优厚的教授职位,为野心勃勃的学者们提供了最适宜的土壤,因而其它德国州,甚至奥地利和瑞士的教授们都渴望得到Prussia的职位。这样,Althoff也总是能够使他们事实上接受他的原则和观点。在所有属于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科的事物中,Althoff完全依赖于他的朋友Gustav von Schmoller的建议。Schmoller有准确无误的本领区分绵羊和山羊。
在《研究》中,Menger反对历史学派著作中隐含的知识论思想。Schmoller发表了对这本书的颇为轻蔑的评论。Menger在1884年用一本小册子《德国国民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的错误》(Die Irrtümer des Historismus in der Deutschen Nationalökonomie)作了回答。这场争论导致的各种文章著作以方法之争(Methodenstreit)为人所知。
方法之争对于澄清问题没有什么作用。Menger受John Stuart Mill的经验主义影响太深,不能把他本人的观点贯彻到底,得出一切逻辑结论。Schmoller和他的学生则致力于维护一个站不住脚的立场,他们甚至么没有认识到争论的是什么问题。
Schmoller 的思想过于混乱,他甚至没有看到他本人的知识论与反驳实证主义对历史的抨击是不相容的。他没有意识到他本人的观点与那些推翻了实证主义的关于历史的用处和研究的思想的德国哲学家——先是Dilthey,后来是Windelband,Rickert和Max Weber——的观点之间的鸿沟。在他攻击Menger的《原理》的同一篇文章中,他也评论了Dilthey的第一本重要著作,《精神科学概论》(Einleitung in die Geistssenschaften)。但是他没能明白Dilthey的理论的实质就是否定他本人的知识论的基本论点,即一些社会发展的规律可以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出来。
[10] 参阅Sombart, Die drei Nationalökonomien (Munich, 1930).
[11] 参阅Sombart, Deutscher Sozialismus (Charlottenburg, 1934), p. 213. (In the American edition: A New Social Philosophy,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K. F. Geiser, Princeton, 1937, p. 149.) Sombart的成就在国外受到赞扬。例如1929年他被选为美国经济学会的荣誉会员。
在这方面Carl Menger和他的两位早期追随者Wieser和Böhm-Bawerk完全一致。Hayek教授在Menger的未发表的文章中发现了这样一段话:“揭示一种推理模式的荒谬性的最好方法就是任其发展到头。”他们三人都喜欢引述Spinoza在《伦理学》第一卷中的论证,该论证最后以著名的箴言结束:“Sane sicut lux se ipsam et tenebras manifestat, sic veritas norma sui et falsi”。他们平静地看待历史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宣传。他们完全相信这些派系的逻辑上不能成立的说法最终正是由于其荒谬性会被所有理智的人拒绝,而且普通人必然追随知识分子们的领导。[12]
当德国教授们把“奥地利”的名称赋予Menger和他的两位早期追随者和继承者时,他们采取的是贬义。Königgrätz之战以后,称一个事物为“奥地利的”在Herbert Spencer嘲笑地称为“思想大本营”(headquarters of Geist)[1]的柏林总是有这样的含义。但是这个中伤却伤及了自身。很快“奥地利学派”这个名称就闻名于世了。
当然,有一个例外。我最早在《货币和信用理论》(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2]中提出,最后在《人类行动》(Human Action)[3]专著中以工商业循环的货币或通货信用理论(Monetary or Circulation Credit Theory of the trade cycle)的名称表述的对工商业循环的原因和过程的说明被一些作者称为奥地利学派工商业循环理论。像所有这类国名名称一样,这也是不妥的。通货信用理论是英国货币学派的思想以及后来的经济学家包括瑞典人Knut Wicksell的一些进一步的想法的继续,扩展和推广。
由于 “奥地利学派”不可避免地采用了国名,我们应该补充几句。Menger, Böhm-Bawerk和Wieser是说德语的奥地利人;他们说德语,用德文写作。他们最卓越的学生Johann von Komorzynski, Hans Mayer, Robert Meyer, Richard Schiffler, Richard von Strigl,以及Robert Zuckerkandl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奥地利学派”是德国哲学和科学的成就。但是Menger, Böhm-Bawerk和Wieser的学生中也有些不是说德语的奥地利人。其中两个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捷克人Franz Cuhel和Karel Englis。
[1] 参阅Herbert Spencer, The Study of Sociology, 9th edition (London, 1880), p. 217.
对赞美政府干预即武装警察行动的思想的哲学总结是Nietzsche和 Georges Sorel完成的。他们打造了指引布尔什唯克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屠夫的大部分口号。颂扬杀人的知识分子、倡导书报检查的作家、根据战场上的成就而不是贡献的大小评判思想家和作家的哲学家[4],是我们这个持久斗争时代的精神领袖。那些将其本国的政治独立和宪法的起源归因于某些巧妙设想出的“利益” 并且向往俄国的苏维埃乐园的美国作家和教授给了人们多少错误的印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