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存款保险也仅局限于商业银行。30年代,个人储蓄者的挤兑行为冲击了银行体系,进而导致了联邦存款保险的建立,由此人们认为存款搬家不会再威胁到银行体系。很多人都看过电影《美好人生》(It’s a Wonderful Life),大家都相信,现代银行家再也不会陷于乔治·贝利(George Bailey)(《美好人生》男主人公—译者注)的窘境。但是,对于身价上百万甚至更多的大企业来说,上限为10万美元的存款保险不过是一种冰冷的安慰。存款保险对那些不依赖存款而是向其他银行大量借贷的银行来说,更是束手无策。
没能做到的原因不难理解。自2010年美国和欧洲朝着紧缩向右急转。在《美国复苏及再投资法案》(the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下,奥巴马政府的财政刺激政策在2010财年达到顶峰,然后就开始稳步下降。2011年夏天,奥巴马政府和国会一致同意削减1.2万亿美元的支出。2013年,针对最高收入者的布什减税计划到期,针对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的雇员缴纳部分的削减也停止了,还有自动减支,即联邦政府要全面削减8.5%的支出。这些等于拿掉了一大块的总需求和经济增长。
这不仅发生在宏观经济上,同样发生在金融改革上。在美国,大萧条催生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使得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相分离。美国证监会也建立起来,负责对金融过度的监管。《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已于1999年废止,曾有呼声建立新的法案,但至今为止,在监管改革方面还未产生像《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一样影响深远的法案。2010年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包括一些温和的改革措施,包括限制金融机构的投机性交易,同时还建立了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但大银行并未被分拆。尽管说了很多,但大而不倒的问题没有得到任何解决。《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确立了严格的分业经营,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各司其职,至今为止,在金融监管方面尚缺乏有实质性的改革,能够重构金融体系。
就算美国在推动金融监管改革的时候会遇到党派分歧的困扰,但和欧洲比起来,就小巫见大巫了。美国的改革只需要两个党派达成共识,但欧洲需要的是27个国家一致做出决定。每一个欧洲国家都是平等的,但有的国家,比如德国,比别的国家更平等。当然,在这个奥威尔式的欧洲里,如果小国不愿意合作,他们也能制造麻烦。比如,芬兰就曾经阻挠了欧盟通过欧洲稳定机制(the 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救助西班牙。改革还可能需要欧元区内外的国家取得一致,比如,当欧盟计划出台有关限制银行家奖金的措施时,英国把欧盟告上了欧洲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