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Khrushchev)和勃列日涅夫(Brezhnev)也并不总是倚重情报。但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同样对情报持怀疑态度,虽然她很喜欢读情报中的个别信息——英国前驻莫斯科大使罗德里克•布雷思韦特(Rodric Braithwaite)在《Armageddon and Paranoia》一书中写道。布雷思韦特解释说,谍报活动在寻找具体机密方面有用,比如原子弹的化学式。但他表示,间谍活动几乎无助于解开对手的意图这类大谜题。例如,上世纪80年代,无论是苏联还是西方间谍都未预见到苏联会决定配合结束冷战。
总之,大多数机密文件早已被放在某个地方,在冷僻的技术网站或者在一位学者未读过的著作的第437页。简言之,间谍们的发现几乎从未影响政府政策。谍报的世界与其说是个藏宝箱,倒不如说是一个连店主都不清楚自己库存状况的旧货商店。谍战小说家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说,间谍“提供的二流情报的吸引力在于其获取过程哥特式的神秘,而非其内在价值”。
同理,2016年俄罗斯侵入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枯燥乏味的电子邮件,可能无助于让克里姆林宫更了解美国。这次黑客入侵之所以关系重大,只是因为俄罗斯人——通过维基解密(Wikileaks)——公开了这些电邮。剩下的事情是美国媒体完成的。俄罗斯的谍报策略已经从情报收集升级为了信息战。可以说,这些无声无息地渗入人们生活的信息影响了美国总统大选。而俄罗斯在其中的作用的曝光(俄罗斯并不希望被曝光)进一步令美国民众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