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供给侧改革：夹缝中的制度重构

1.3.2债务需要消减，杠杆需要控制

1.3.3 成本需要降低，“造血”需要恢复

1.3.4效率需要提升，模式需要转变

2.1.2 EM国的国际资本魔咒：来时通胀走时崩，资产羊毛商品跌

2.2 需求刺激失效的原因（凯恩斯依赖引发经济学危机：是结构性问题不是周期性调整）

2.2.3结构性问题二：后工业化时代的约束与新技术突破的等待

2.2.4 结构性问题三：全球的老龄化时代与有效市场的缺失

2.2.5结构性问题四：全球格局及制度的僵化与新的社会进程

　　制度是博弈的产物，是“为适应新的需求所进行的滞后调整”。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本质上是指国家干预主义与自由放任主义。盎格鲁—撒克逊的新自由化思想引导欧美国家走出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也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

　　时至今日，美国面临深刻的社会结构调整，全球化的美国民意基础已然消失。新自由主义思想所带来的制度变迁的效率，已释放殆尽。美国与其构建的全球化制度体系正面临新的转型，旧的全球化制度效用正在收敛、失范。

　　互联网及信息化技术，正在通过信息传递链条及模式的革命性改变，重塑社会微观层面的组织结构和形态，正在推动人类组织和生产模式的第四次迭代。随着基于互联网信息分享基础的共享经济的到来，人类新的社会进程也将加速。

　　2.3 后量宽时代的展望（全球复苏无望经济L大底：危机还在深化动荡依然持续）

　　2.3.1全球经济将在滞涨与通缩之间来回摇摆快速切换

　　发达国家消费、新兴国家生产的全球化体系，在危机后被逐步打破。欧美国家“削减福利、整固财政”和再工业化的政策，加剧了需求萎缩和产能过剩，导致了全球实体经济的通缩；对冲危机所超发的天量货币，脱离实体部门，涌入资产市场，造成了资产性的非典型通胀。由于缺乏真实经济的基本面支持，资本投机性的趋利与避害，驱动经济在滞涨与通缩间切换。全球范围内，互联网同步性和一致性的信息传播和风险共振，加快了通缩与通胀之间切换的周期。

　　首先，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急剧波动。欧美国家过度消费和新兴国家过度生产所支撑的全球化体系，成为经济失衡的逻辑起点。危机后，欧美国家所采取的“削减福利、整固财政”的政策，客观上抑制了其对新兴市场国家商品的需求；甚至其扶持工业的再工业化政策，对新兴市场国家产品的有挤出效应，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产能过剩，并形成了实体经济的通缩。

　　其次，为对冲危机，美欧中日等国所宽松超发的天量货币，在全球一致的货币超发和宽松流动性支撑下，全球资产价格脱离真实经济的基本面，形成资产性的非典型通胀。超发的货币向新兴市场和资源型国家溢出的过程中，催生了后者的泡沫型消费和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2010年后，中国国内通胀来势迅猛，便是在资本快速流入引发的货币通胀及大宗商品所带来的输入性通胀等两股力量作用下的结果。

　　再次，在美国加息预期下，资本从新兴市场国家（EM）回流到发达国家（DM）；为应对资本流出，巴西、俄罗斯、阿根廷、委内瑞拉等新兴市场和资源型国家普遍采取货币贬值的做法，造成国内通货膨胀、需求收敛及贸易收缩；大宗商品在汇率和需求不足的影响下，价格持续下跌，形成了循环性通缩，即“剪羊毛式的通缩”。从而再次形成国内实体消费部门通胀居高不下，大宗商品及国内资产市场价格下跌，通缩不止的局面。

　　最后，由于互联网的介入，信息和风险感知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形成了同步性和一致性。风险与机遇，随着互联网媒介的超地域和文化的传播，瞬间在全球范围广而告之，成为席卷全球的一股浪潮。全球热点及大众情绪切换的速度全面加快。故，金融危机后仅八年时间，全球各经济体便经历了数轮程度不同的通胀向通缩、通缩向滞涨剧烈转换周期。

　　原油七年的三个牛熊轮回：08年以来，作为全球商品代表的布伦特原油，价格经历了146.77美元/桶到46.15美元的危机价格；到128.4美元的次高点，再到当前的42.23美元。原油价格七年间三个牛熊轮回，即是全球经济在滞涨与通缩之间来回快速切换的缩影。

　　2.3.2货币超发导致成本的代际转嫁将成为人类社会新的难题

　　货币超发激发下的举债投资冲动，在全球有效需求萎缩、产能过剩及实体部门资本收益率下降的趋势下，会导致政府及企业部门陷入债务陷阱，并形成债务的代际传递。

　　而，货币超发催生的资产性泡沫浪潮，及经济发展停滞、社会分化、机会缺失等因素，年长（老）一辈、有产者群体客观上更为受益；但，失业、薪资缩水及货币购买力贬值等所有成本都在向青年群体转移，形成危机在社会内部的代际转嫁。

　　故，上升机遇的缺失与贫困化，使得青年群体面临普遍的社会性焦虑。前辈与后人之间的代际矛盾与冲突因此形成、加剧，严重时甚至产生冲突。后危机时代，这一社会弊病问题是时代性、系统性和全球性的。

　　首先，货币超发客观上刺激了社会举债投资的冲动，容易造成政府及企业部门债务杠杆攀升。实体部门资本收益率及偿债能力的下降，会导致政府、企业部门及全社会的负债率持续上升，并陷入债务陷阱。短期内无力偿还的政府债务，就会形成债务的代际传递，将债务留给子孙。

　　其次，危机之后，货币超发催生了全球资产价格脱离真实经济基本面的非典型通胀。一方面，资产性泡沫浪潮，使得有产者群体或年老一辈客观上受益。拥有金融资产或房地产资产规模的大小，决定了危机之后，家庭资产中位数的走势，社会贫富差距因此扩大。另一方面，危机所带来的实体经济萎缩、失业、薪资缩水及货币购买力贬值等所有成本，都在向青年群体转移。

　　再次，代际冲突不是青年自身造成的，是时代性、系统性、全球性的后危机时代社会问题的弊病。青年群体追求“成功”、扩充“自我”的成功欲、价值观，与危机后全球经济发展停滞、社会分化、机会缺失之间的冲突，是造成青年挫折与叛逆的原因。竞争失利( 市场) 与社会排斥等双重因素的作用之下，青年群体的“下流化”（向下流动）成为必然。

　　日本青年群体的“下流化”困境与“卡哇伊”文化：经济长期的停滞，日本青年正面临“下流化”(向下流动)的困境。日本流行的“卡哇伊”文化，正是青年群体“下流化”困境下，讨好老人群体的象征。这种“下流化”其实也是当今世界的写照，并非只出现在日本。

　　最后，上升机遇的缺失与贫困化，使得青年群体面临普遍的社会性焦虑。当这一焦虑，在面临国家、区域间的发展分化时；当这一焦虑，在面临城乡对立、贫富分化时；当这一焦虑，在面临互联网冲击、心灵贫困加剧时，前辈与后人之间的代际矛盾与冲突便自然形成，严重时甚至产生冲突。

　　突尼斯“xx花革命”与青年群体内心绝望的呼声：2010年12月17日，青年大学研究生毕业的小贩，在遭到警察的粗暴对待后，自焚抗议，最终不治身亡。突尼斯人对长期失业、物价高涨与政府腐败的不满，在感同身受的同情心刺激下，引发了最终蔓延到全国范围内的社会骚乱与冲突。

　　2.3.3发展停滞所导致的贫富固化将引发全球民粹化的倾向

　　在资本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同发展水平国家间的资本稀缺性差异，使资本在产出及全球产业链利益分配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造成30年来全球国家间的贫富差距在扩大，全球化的马太效应日益显现。“中等收入陷阱”成为越来越多后发国家发展路径上的桎梏，仅有极少数国家得以跨越。

　　科技创新的放缓、经济发展的停滞，使全球国家都面临“低垂果实”匮乏的现状；危机后全球资本流向快速切换，实际造成了新兴国家消费通胀、资产通缩的困境，形成了财富层面的“剪羊毛效应”，进一步固化并扩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间的贫富差距。

　　全球范围及社会内部“涓滴效应”失灵与马太效应凸显，造成社会财富结构失衡、贫富差距固化与代际传承，使得社会及当前治理体制的公正性与合法性遭到质疑。全球格局及制度的僵化、政府应对措施的笨拙、危机成本向下传导的现实，导致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思潮的抬头。造成社会共识的断裂，加大了结构调整的难度。

　　首先，“涓滴效应”失灵，依靠金融资产及房地产资产的财富累积速度，远超工资所得；危机后的上升机遇匮乏与资产的货币化效应，造成社会财富结构失衡、贫富差距固化与代际传承，使得社会及当前治理体制的公正性与合法性受到质疑。危机的冲击，中产家庭高比例返贫，使原本已在积累的社会结构性矛盾被骤然放大。

　　其次，政府们普遍所采取的“削减福利、整固财政”等系列应对措施，造成经济下滑，社会失业率居高不下，民众生活艰难。对现状的不满，及危机下制度效用的收敛、政府笨拙的应对，导致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思潮的抬头。希腊极右党派的上台、阿拉伯世界的xx花革命、香港占中等极端事件、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等均是民众对危机应对的不满及民粹抬头的过激反应。民粹主义的抬头，造成社会共识的断裂，加大了结构调整的难度。

　　占领华尔街与美国民众的抗议：2011年9月17日起，出于对美国政治的权钱交易、两党政争、社会不公正及对金融机构的不满，上千名示威者聚集在美国纽约曼哈顿，试图占领华尔街。此后，“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升级，并逐渐成为席卷全美的群众性社会运动。

　　2.3.4危机持续会强化贸易保护与排斥甚至导致局部地缘冲突

　　危机的持续、经济发展的停滞及政府的无解，促使全球性的贸易保护正被强化。民意的压力、就业的保护、本国产品的挤出、市场份额的减少，都是各国政府所不能承受之重。危机成本的转嫁与民粹主义的抬头，使得各国政府在面对贸易保护时的转圜空间更为狭小，态度更为强硬，更易激发各国的贸易冲突及局部地缘冲突。

　　首先，自2009 年以来，各国领导人虽一再宣称要联合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但事实证明，各种形式的国际贸易摩擦与冲突源源不断，随着失业率的攀升，这一趋势在 2014/2015 年达到新的高潮。出于对国内企业及就业的保护，抢占市场，技术标准、检验检疫、环保要求、社会责任、劳工福利、动物福利等条件都成为欧美等主要进口国设置贸易壁垒的借口。

　　其次，贸易摩擦、贸易制裁、汇率攻击等强硬的国际贸易保护的反制措施被屡屡使用。诸如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承认的回避、对伊朗原油出口的禁令、对俄罗斯贸易的全面制裁及卢布汇率的攻击更屡见不鲜，贸易摩擦正逐步向冲突升级，甚至国别之间的局部地缘冲突也屡屡使用贸易手段作为武器进行反制。

　　欧美对俄罗斯的贸易制裁：自2014年3月以来，欧美等国对俄罗斯的金融、国防及能源行业进行全面制裁。诸如：禁止大型俄罗斯国有银行在欧盟国家发放股票或者债券；禁止向俄罗斯出口关键的深海钻井，北冰洋石油勘探，以及页岩石油钻井设备；并禁止向俄罗斯出口可转化为军事用途的高科技设备。造成俄罗斯外资出逃、股市暴跌、卢布汇率大幅贬值、国内通货膨胀高企、经济陷入萎缩。

　　2.3.5全球治理权的竞争会更加剧烈甚至带来全球规则的破碎化、集团化

　　危机后的存量博弈调整阶段，全球治理权竞争中的四大玩家—美国与中国、欧洲和俄罗斯，在利益诉求范围和重点层面，无法找到最大公约数，由此带来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博弈与调整。

　　仅就全球当前治理体系而言，改革开放30年，中国“搭便车”的行为，加速了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体系的失衡；中美两国也面临国内社会、经济结构性失衡的局面，治国理念及范式亟待调整和重构。当此，全球化体系治理、中美治国范式大调整的前夜，全球治理权的竞争会更加剧烈。

　　以全球化及美国为核心的全球政治治理、贸易、金融体系难以维系。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并以此制定相应发展路径的中国、英国乃至欧盟一体化战略，也面临路径失效的困境；与此同时，全球贸易体系中阿拉伯与俄罗斯的资源型发展路径，也随之失效。

　　随着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推进，全球化经济贸易、治理体系向区域化、集团化转型已拉开序幕。存量调整下的囚徒困境、民粹主义对政府措施的束缚及道义责任的缺失，使得全球化治理体系发展路径需要重塑尤为困难，区域化集团化的驱使下，黑天鹅事件的出现，甚至会导致全球体系的破碎化。

　　多哈回合谈判（DDA）的失败与WTO日益边缘化：2014年7月29日，历时七年之久多哈回合最终失败。多哈回合谈判是WTO成立以来的第一轮多边贸易谈判，是迄今参加方最多、议题最广的一轮谈判，涉及农业、制造业、服务业、贸易规则、知识产权、发展、贸易与环境、贸易便利化等众多议题，涵盖95%以上的全球贸易。多哈回合谈判的失败意味着WTO的信誉及合法性遭到重创，代表了这个时代中政治短见的绝佳案例。WTO将日益的边缘化，区域性和双边特惠贸易协定将逐渐成为主流。

　　区域性与双边性的贸易协议：TPP、TTIP、TISA、FTAAP、RCEP为代表的重新划分市场范围和边界的高水平贸易协议日益成为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主流。依托对中国经济最重要增长部分的规则标准重新设定的战略路径，美国借以削弱“中国模式”的竞争优势，缩小中国经济分工向上的国际空间。如通过碳排放、知识产权协定、基于福利成本的全球劳动协议等进一步限制中国在环境、劳动力等方面的成本优势；如通过页岩气/页岩油产业、互联网小型智造等提升美国工业体系的竞争力，推进再工业化。


　　供给侧改革的经验与教训—历史不会重复逻辑总是相似

　　3.1 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学基本共识

　　供给经济学，诞生于19世纪初，代表人物有萨伊、罗伯特· 孟德尔、阿瑟· 拉弗、万尼斯基、诺尔曼· 图尔和保罗· 罗伯茨。萨伊定律、拉弗曲线和巴萨效应（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是供给学派的重要理论，拉弗因为提出著名的“拉弗曲线”并于80年代跻身里根总统经济顾问而知名。

　　诞生于19世纪初的“萨依定律”认为：经济一般不会发生任何生产过剩的危机，更不可能出现就业不足，因为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只要市场是有效的，企业家是理性的，就不会创造“无效供给”（产能过剩）。

　　1964年被首次提出的巴萨效应（即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是指，在经济增长率越高的国家，工资实际增长率也越高，实际汇率的上升也越快的现象。当贸易产品部门（制造业）生产效率迅速提高时，该部门的工资增长率也会提高。国内无论哪个产业，工资水平都有平均化的趋势，所以尽管非贸易部门（服务业）生产效率提高并不大，但是其他行业工资也会以大致相同的比例上涨。这会引起非贸易产品对贸易产品的相对价格上升。假定贸易产品（按外汇计算）的价格水平是一定的话，这种相对价格的变化在固定汇率的条件下，会引起非贸易产品价格的上涨，进而一起总体物价水平（贸易产品与非贸易产品的加权平均）的上涨。如果为了稳定国内物价而采取浮动汇率的话，则会引起汇率的上升。无论那种情况都会使实际汇率上升。

　　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拉弗曲线”描绘了政府的税收收入与税率之间的关系。其基本含义是，税收并不是随着税率的增高在增高，当税率高过一定点后，税收的总额不仅不会增加，反而还会下降。决定税收的因素，不仅要看税率的高低，也要看征税的基础即经济主体收入的大小。过高的税率会削弱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积极性，当税收达到100%时，企业只有微利甚至无利，就会造成无人愿意投资和工作，政府税收也将降为零。

3.2.2 里根与撒切尔经济学给予我们的启示

　　在资源配置方式、微观主体活力方面，调整政府与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比重、激活微观主体的能动性、提升经济体系的有效产出效率是里根和撒切尔经济学的关键措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要素价格成为市场参与主体的指挥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企业与个人所得税，提高二者在产出分配中的比重，客观上起到了增加私人部门的投入积极性；上述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使得经济体系的产出效率与水平得到有效提升，最终得到了较为令人满意的政策效果。

　　在政治生态、社会治理与宏观调控上，政治家坚定推进改革的定力、拥有能够有效对冲国内质疑反对力量的权威，是里根和撒切尔供给侧改革能够成功推行的重要保障。1981年里根采取的经济政策，使重病缠身的美国经济遭到一记重拳，来自国会反对党、媒体和公众的反对、质疑和嘲笑不绝于耳，撒切尔也不例外。面对市场的糟糕表现和反对者的呼声，里根和撒切尔展现出了杰出政治家的出色定力，根除积弊的决心并未动摇，坚定推行既定的改革。最终几乎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自1983年年初，美国经济开始了戏剧性的经济复苏；在撒切尔夫人执政的10年间，英国经济年均增长2.5%，虽然低于德法等欧洲国家，但远高于动荡的上世纪70年代。

　　3.3 困境再来：中国上一轮危机改革的回顾与借鉴

　　在新的困境面前，寻找国内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可比阶段，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本轮改革的特点。本轮改革面临的形势，与上一轮危机改革（98-02年）有相似之处，也有根本性的不同；通过与上一轮危机改革的对比，本轮改革有着更大的必要性和不可权宜。

　　3.3.1 98-02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与政策措施

　　1992-1993 年，中国信贷及固定资产投资大幅扩张。93年伊始，国内PPI及CPI快速上扬。93年国内PPI 高达 24% ，94年四季度，国内CPI 高达 27%。为抑制突如其来的高通胀，国内采取了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93-95年间，存款利率连续3年位于10.98%的高位。货币扩张速度迅速放缓，通胀水平回落，也促使PPI由高通胀转为通缩。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际汇率大幅升值20%以上行，出口金额在2000-2001年间连续两年大幅度下滑。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全球金融危机继续深化、量化宽松无以复加与国内产能过剩严重、社会杠杆率居高不下的大背景下，本轮供给侧改革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认清改革需要支付的成本，是改革顺利推进的前提条件。

　　4.2.1 调整加剧、痛苦加深

　　通缩背景下，过剩产能与债务之间的转换，造成了货币政策的失灵；借助市场机制和政府支持，进行结构特性改革，出清产能、提高企业行业集中度、解决企业盈利难题，是问题的核心。

　　需产能削减规模过大，影响社会稳定。当，“四万亿”投资，遭遇欧美各国政府“削减福利、整固财政”的需求削减、再工业化及贸易保护政策时，国内产能过剩的严重性被急剧放大。钢铁、煤炭、水泥、有色等重、化工产业产能已占全球产能5成左右，以全球需求计算，当前产能过剩比例过高，需削减产能幅度较大。以钢铁产业为例，2014年底，我国粗钢产量82269.8万吨，占全球粗钢总产量的49.5%，过剩产能高达1.3-1.5亿吨。如此大规模比例的产能削减，对国内就业、地方财政、社会稳定的影响过大。

　　企业负债比例过高，对银行拖累较深。企业过高的负债比例（非金融企业123.1%的负债率，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高），及对未来经济增长预期的转变，使企业部门的“三去”措施（去库存、去产能和去杠杆），恶化了经济的通货紧缩状况。导致企业经营压力变大，资产缩水甚至债务增加，推动企业部门和全社会负债率持续上升。而，国内高比例的间接融资，使企业负债易形成银行业的不良资产，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故，当前，所需调整规模过大（削减产能规模）、链条过长（各大产业），并已逐步形成对金融系统的拖累，对社会的影响造成的痛苦（失业与社会稳定）将是极其深刻而广泛的。

　　4.2.2 成效时滞，周期拉长

　　改革成效无法立竿见影，具有较长的时间滞后性。

　　里根的改革，始于1980年，但，其对经济推动的效果在1983年方才显现。时间滞后长达3年。

　　98-2002年经济困境与本轮改革背景的原因较为相似。皆由信贷及固定资产投资的无序扩张，引发的投资回报率持续下降及长时间去杠杆过程；及97年亚洲金融危机（07年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部需求环境的动荡及人民币汇率不贬值的承诺，加剧了国内经济的恶化。

　　1998-2002年，政府，一方面对抗通缩，在需求端，政府采取逆周期的宏观政策；同时积极推动结构性改革。但，借助WTO及住房市场改革的双重红利动能下，2003年，即5年后，经济方才走出通缩周期。

　　故，解决过剩产能所带来的信用扩张、债务积累，清理社会不良信用、产能债务重组及破产等问题，从历史经验上看，成效时滞较长、周期显现较慢，需保持足够定力。

　　4.2.3 威权推动、集权形态

　　供给侧改革的实质是，自由竞争向垄断竞争过渡的阶段。通过过剩产能的出清，推动行业企业间的兼并重组，形成实质性的行业卡特尔联盟，提高其对行业产品价格及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力，引导资金回归实体；并借机抢占全球市场份额，形成跨国企业集团，反哺国内，夯实资产泡沫。

　　效率的提升，行业冠军的诞生，势必带来原有产业就业岗位的减少、失业率的上升。社会失业率上升、民众生活艰难。对现状的不满、民粹主义的抬头及危机下制度效用的收敛，易造成社会共识的断裂，加大结构调整的难度。政府的措施与应对，需更加强有力且谨慎。

　　非常之时，需非常手段。“权威的确立先于对权威的限制。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当此危机之下，民粹主义屡屡抬头、社会共识难以形成、改革成本无法转嫁、惰政情绪容易弥散、措施推动难度持续增加，故，非常之时，需非常手段；强力手段，威权推动，由此产生的集权组织与形态，或不可避免。

　　4.2.4 格局打破、利益重分

　　过剩产能出清、推动债务重组的核心在于：打破“地方诸侯经济”，清理相关裙带资本，重树市场机制。

　　首先，产能出清的主要目的和方向是，组建国内跨国企业集团，以资本输出及产能输出方式占取全球市场份额、获取超额资本收益。现今，过剩产能所在的产业高比例集中于于“四万亿”之后的地方投资，且，正成为部分地方主要的就业、税收及GDP增量来源。是故，由谁牵头重组、彼此利益如何协调，是本轮供给侧改革面临的首要难题之一；若解决不好，或将面临地方政府及其权益的抵制，错过最佳时间窗口。

　　其次，债务重组的主要目的和方向是，提高债务透明度，量化债务指标，完善偿债主体，制定相关法规、以形成法律规定与市场约束的双重机制来控制债务总量和债券市场的有序。核心要义则是，构建地方债务形成刚性市场约束机制。建立“债务总额/GDP”、“债务总额/一般预算收入”的刚性量化指标，透明化地方债务规模，并定期公布；通过资产证券化、“售后返租”、公私合营（PPP）等方式来化解债务风险。

　　故，供给侧改革能否有序推进，核心在于能否对央地当前格局进行破局，完成对现有利益的梳理及重分，在灵魂深处动手术刀。

　　4.3 改革的风险：可能影响改革推进的六大问题

　　4.3.1 市场出清问题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包括交易成本、各种税费、融资成本、社会保障成本等，从而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改善供给结构，最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当前，在通缩背景下，借助市场机制和政府支持，进行结构特性改革，出清产能、提高冠军企业的市场份额，扭转PPI指数连续43个月下降趋势，解决企业盈利难题，是问题的核心。

　　故，产能出清将面临，由谁牵头重组、地方就业平衡、财税利益如何协调的问题。钢铁、有色、化工、能源、煤炭等位于不同地方行政区域内的过剩产能，某些企业甚至为当地主要的就业岗位提供者。是故，如何平衡产能出清、债务重组过程中，各个地方主体的财税利益协调、就业平衡问题、管理团队协调及重组后企业内部股权比例及组成问题。避免“拉郎配式”的非市场化重组，及效率无法提升的问题。

　　4.3.2失业保障问题

　　供给侧改革推动后，带来效率的提升与行业冠军的诞生，同时势必带来原有产业就业岗位的减少、失业率的上升。

　　80年美国里根改革伊始，国内失业率由7.2%攀升至82年10月份10.8%的阶段性高位；英国撒切尔夫人改革期间，失业率由1979年的5.30%攀升至1984年5月的11.90%。

　　同样，98-02期间，政府进行结构性改革，推动国有部门关闭重组与减员增效、管制放松与扩大私有部门准入，显著提升了经济增长的潜力。但，国有企业数量下降约4万家，员工数量下降超过三千万。

　　故，针对失业员工的社会兜底问题，需加强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实行社保账户全国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建设安置职工下岗的社会安全网，成立诸如再就业中心等机构，解决失业员工的生活保障难题；加大社会治安治理力度等举措，降低社会痛苦指数、舒缓社会整体张力。

　　同时，建议去除国内阻碍劳动力迁移的制度壁垒，大力发展国内服务业，创造新就业岗位，为底层民众构建兜底就业网络。

　　4.3.3改革节奏问题

　　危机后，为对冲危机美欧中日等国所宽松超发的天量货币及流动性，无法实质性消灭。仅由于，当前的过剩产能及欧美国家的再工业化政策，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产能过剩，并形成了实体经济的通缩；且宽松流动性，进入全球金融市场及房地产市场。

　　而货币无法被危机消灭，爆发通胀的诱因仍在。当产能过剩被政府、市场及危机主动或被动清理后，若一旦出现严重自然灾害或其他“黑天鹅”事件，或因过于投机的资产泡沫破裂，则将导致宽松的货币涌入实体。天量货币，在短缺背景下涌入消费产品领域，势必会重演一轮2010年曾有过的“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糖高宗”等资金驱动下的商品炒作狂潮。届时，一轮类似于2010年的通胀将重新出现。

　　故，在通缩向通胀演变的最后时间窗口，应大力推动供给侧改革，引导过剩产能供给侧减量和结构调整，恢复企业盈利能力，实现转型再平衡，是解决问题的唯一突破口。并解决因货币传导机制阻滞，引发的资产泡沫问题，夯实国内资产硬度，引导经济软着陆。

　　4.3.4 防止供给侧改革的“过度管理”倾向

　　鉴于，产能出清、债务重组的产业企业与地方政府联系紧密，甚至部分为地方政府的心头肉，需防止政府的“过度管理”倾向，避免权力主导和拉郎配现象。

　　现今，过剩产能的重灾区，高比例集中于“四万亿”之后的地方投资行业产能，且以重、化工产业为主。由于，产能出清及债务重组，一方面，会影响部分地方政府就业、税收及GDP业绩；另一方面，则对地方国企及平台企业的资产及债务进行梳理，对其进行刚性约束和透明化。由于直接影响地方政府当前和未来的利益，需避免政府的“过度管理”和以亲疏远近的选择倾向。

　　故，供给侧改革需以市场机制为主导、以效率优先为考量、以企业竞争力为参考，避免政府权力过度影响。

　　4.3.5 改革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鉴于，国内经济，既面临，产能出清、债务重组的紧迫形势；又面临，国内品质型产品市场需求旺盛、产能空缺、消费外流的市场机会。既面临，在旧产能中，推动兼并重组，形成实质性的行业卡特尔联盟，提高企业对行业产品价格及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力，并借机抢占全球市场份额，反哺国内，形成旧复苏；又面临，在新增长中，依托互联网、信息等技术储备及国内品质型产品市场需求空缺，为企业发展指引，引导企业在产业价值链上的快速上移，利用良好的市场契机，填补国内市场空缺，打造新增长。

　　由于，旧产能与新市场、旧复苏与新增长之间，政府各部门利益侧重点各不相同，需要政府分别对待。故，需加强政府各部门间的政策协调性，保持改革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避免出现，《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43号文）、《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62号文件）等类似政策，对原有国内经济运行机制的干扰；又因为地方政府的强力反弹及可实施性有待商榷，结果《关于妥善解决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在建项目后续融资问题意见的通知》（40号文）否定了43号文，《关于税收等优惠政策相关事项的通知》（25号文）否定了62文。避免再次出现类似左手打右脸、翻来覆去调整折腾的政策，影响正常机制的运行，影响改革政策的有效性、权威性、稳定性与持续性。

　　4.3.6改革设计的战略性和实施性

　　当前，所面临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国际地缘异常复杂！

　　鉴于，

　　改革设计，既需要，在央地当前格局上进行破局，对现有利益进行梳理及重分，在灵魂深处动手术刀；又需要，以市场机制为核心，清理相关裙带资本，避免权力的过度干扰。

　　改革设计，既需要，对地方政府间利益进行协调，对所属各地方国有资产重组及出清，劝其放弃对GDP的魂牵梦绕；又需要，让地方政府高度警惕不懈怠，重视失业潮对社会稳定的冲击，安抚失业同胞，降低其痛苦指数，舒缓社会整体张力。

　　改革设计，既需要，对旧复苏与新增长各出奇招，各部门充分考量彼此难处，改革政策的稳定与持续需要妥协与谈判的艺术；又需要，在民粹主义抬头、社会共识难以形成、措施推动难度持续增加之际，以全局利益至上，挟集权组织、非常手段，以威权推动。

　　故，改革设计，即需要，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又需要战略性与可实施性于一体的斗争艺术！

　　4.4 改革的辩证：容易导致改革跑偏的八组关系

　　系统性改革与结构性转型是一项风险极高的社会整体工程，改革所要付出的成本与冲击，往往会成为改革者最大的困境；而改革所需要的时间成本，也常常使改革的成果尚未显现之时，改革者本身成为改革的祭品。以史为鉴，从秦至明，商鞅、王安石、张居正不一而述。

　　改革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改革的同时，必须要考虑过渡时期的成本，必须要考虑改革的节奏与力度，必须要考虑改革的博弈与关系，必须要考虑改革的承受底线与转型速度……

　　本次供给侧的改革，在推进的过程中，必须在“新”、“旧”之间做到良好的切换与过渡、承接与转换、此消与彼长。我们认为，在本轮新旧切换的过程中，有八组关系必须以审慎而又辩证的态度去掌握与把控。

　　4.4.1 新增长和旧产业之间的关系

　　新的增长还未成型，过度投入、过度扶持，会不会形成新的泡沫？如何在确保成长速度、发展质量的同时，拿捏好扶持的力度、获取预期的投入效果，是改革者需要平衡的第一组关系。

　　旧的产业现在依然是国民经济的主要承担，就业、税收、国民资产沉淀、国际比较优势、长期历史积累、重大金融关联等都是不得不考虑的约束和掣肘。但是，过度的拖延又会造成对新增长的挤出，加大要素的错配、资源的扭曲，甚至，导致错过改革的时间窗口。

　　新增长和旧产业之间以什么样的节奏和方式，形成总体协调、弹钢琴式的调控，这是摆在改革者面前的一项技巧。

　　4.4.2 新成本与旧地租之间的关系

　　本轮的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必然会涉及到国民经济中重大成本结构的调整。上一轮经济发展，房地产投资对增长的拉动，功不可没。实质上背后的是，中国可贸易部门的竞争优势，以价格的方式向不可贸易部门转移。房地产价格的上涨，背后是政府收入中土地财政的收益快速增长，国民财富中房产资产的价格快速上涨，三驾马车中投资拉动的动力快速增长，产业结构中建设相关的基础工业快速扩张。

　　地租是成本之母。要调成本，必须从超级地租下手；房产是资产之王，要调资产泡沫必须从房地产价格下手。而整个城镇化的推动，需要房地产价格的回归，代际压力需要房地产价格的回归，贫富差距需要房地产价格的回归……

　　下一轮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要从创新、创意、效率入手；科技研发的投入，创新失败的支出，都必须要贴现在新的价格和成本基础上——知识产权的价值。

　　旧地租的平抑需要有一个可控的、而又平缓的进程，因为背后牵动的是千万个中国家庭的财富积累、几十万亿的银行资产，甚至是背书人民币价格的资产池。平缓有序的过渡是最好的选择。

　　而知识产权的成本，对于依然还享受“学习模仿红利”的中国产业来说，是一次严峻的挑战，过快的抬高成本、过为苛刻的知识产权保护，可能会在局部降低相关产业的转型与升级速度。

　　新成本与旧地租之间的切换，需要极好的节奏拿捏。